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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



§§闪电之下刀耕火种

现在，可以简略说说“姊妹革命”之外的话题了。

北美史学家时常抱怨，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总是腰斩他们的
“革命史”，把一部完整的美国革命史按照自己的口味裁剪成一段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早期历史，视野所及，似只有从1775年到
1782年的独立战争，却将更为重要的1782年至1787年的制宪历史弃之不顾。另有一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要理解这场革命，仅仅延伸至1787年也还不够，这场革命有三个段落，第一段落为独立战争，第二段落为制宪活动，第三段落是从费城制宪到1800年杰斐逊大选获胜，政党轮替执政，人类第一次实现统治权力的和平交接。美国革命如果仅仅停留在第一段落，那就不是革命，而是一场战争，甚至仅仅是一场内战：同一民族内部母邦与移民之间发生的分裂性内战，并不是外来异族统治与原住民之间发生的“民族战争”。这场“内战”后来之所以发展为“革命”，是在“内战”结束之后的第二、第三段落，从1787年至1800才从容开展。要能理解后一内涵，恐怕需要将西方历史还原至西方环境，剔除20世纪“亚非拉人们要解放，解放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一认知框架的干扰。东方人有理由反对20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但于此同时，不能在反对中复制一次对方的主义，炮制东方人自己的“西方主义”。且不说以东方的“西方主义”反对西方的“东方主义”，为意识形态语，同义反复，即以历史学而论，腰斩美国革命史，就已经是这一东方“西方主义”叙事模式的恶果之一。

有助于完整认识美国革命史的另一视野，是在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展开对比研究。这不是后人主观找茬，而是这两场革命当时就已经在暗中较劲。无论是说美国革命在1787年结束，还是到1800年落下帷幕，两派历史学家都会同意，贯穿在这两个年代背后，尚有法国大革命映衬着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来自高卢的号角嘹亮高亢，似乎在执意压低从波士顿到费城一线的苏格兰风笛。更为重要的是，以1787和1793各为胎记的两种政治传统，双峰对峙，二水长流，流贯此后数百年历史，直至20世纪最后十年冷战结束。在那些有中国问题的教科书中，冷战只有50年的历史，但在我们这里展开的历史视野里，则可能是一个稍长一些的历史单元刚刚结束。从1789法国革命突起狂飙，到1989苏东崩溃，狂飙一曲从天落，不多不少，恰好是一个完整的200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历史单元里的后一阶段，列宁或斯大林不乏洞见，他们都曾发现这一历史要穴：要把“美国的求实风格和法国的浪漫精神结合起来”。只可惜在俄国，如此洞见仅限定为一小群“干部素质”之改善，而在更大范围内，所谓“灵魂工程师”、“塑造新人类”的可怕说法早已将这一洞见淹没。从彼得大帝引进一个说法语的上流社会，俄国的政治文化就来自法国的精神疾病。俄国病，也就是法国病。

闪电之下，刀耕火种。我们曾经生活并至今还未告别的20世纪，可能就值根于这里。


〔题注〕

人性之结构性定义，见仁见智，歧义纷纭。本文不进入这一层面，仅从功能主义角度接触这一问题：不回答人性究竟是“什么”，只关心人们“认为”人性是什么，以及由此软性的“认为”──不同的认识与作为，产生了什么样的硬性后果。事涉人文，则往往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人们认为它是什么，


〔注释〕

（１）亚当斯关于哲学之士的论述，见佐尔丹．豪劳斯蒂《约翰．亚当斯与进步预言者》（哈佛大学出版，1952），21、241页。
(Adamson the philosophes: Zoltan Haraszti, John Adams
and the Prophets of progr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21and24.)

（２）亚当斯关于杜尔哥的论述：见约翰．亚当斯给杰斐逊的信，
1813年7月13日，引自莱斯特．J．卡蓬编的《亚当斯与杰斐逊通信集》，2卷。（查普尔．希尔：北卡罗莱纳大学出，1959），2：356。(John Adams to Jefferson, 13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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