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反思基础上的再出发 |
| 当前位置： 论文资料 >> 经济学论文 >> 发展战略 >> 改革：反思基础上的再出发 | ||
| 改革：反思基础上的再出发 | ||||
|
明确目前问题的结：权力与市场 从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建立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改革所要承担的任务，都有了明显的不同。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先生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目前在改革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上的一些分歧，是与如何判断改革在目前阶段所面对的问题有关系的。这种分歧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就是“左”和“右”的对立。反过来说，意识形态上“左”和“右”对立背后的结，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分歧。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正面来面对这个结。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想问题的基本方式，都是用两分法，左和右，再分配和市场，国家和民间等等。这些两分法重叠起来，似乎一端代表了旧体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旧体制走到新体制。但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不平等问题。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个说不平等是权力和再分配造成的，一个说不平等是市场造成的。后来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则指出，不平等不是权力或市场固有的特征，而是看它的位置，任何社会都有权力再分配和市场，占支配地位的那个肯定是推动不平等，占次要地位那个是弥补不平等的。但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再分配和市场的作用在中国是走向了同一个方向。世行1997年报告当中讲，15年当中一个国家由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国家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这在世界还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化，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所致。 这也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很多争论，包括一些经典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此消彼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理论背后的那个基本假设可能出了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中，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我们在改革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钟伟曾提出过“新双轨制”的提法，简单说就是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和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的结合。有了这种结合，就可以在要素市场中廉价获得资源然后在商品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关系的扭曲，都往往与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作用分不开的，如扭曲的劳资关系，失衡的城乡关系，难以整治的官煤勾结等。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在于，可以使我们更明确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假如按照过去的思路，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区分左右的立场的：一方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市场，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权力干预市场；另一方，则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权力，需要用市场尽量地去冲击权力。这是过去左右对立的一个基础，或者体现两个基本的思路。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已经结合起来了，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了。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需要如何对这两者各自进行规范，而且防止两者的结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看到其背后社会结构的背景。最近我一直在讲这样几个概念：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张维迎先生认为这几个概念也许有点超前，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其中有的是明显的趋势，有的是刚刚在显露的迹象。结构定型应当说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种明显趋势，尽管中国还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但和80年代相比，定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在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来时出现。在最近这些年的改革中，赢者通吃的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要清醒意识到中国社会与改革面临的问题，就需要看到社会结构发生的这些变化，哪怕是刚刚显露的迹象，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 新阶段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在新阶段的改革目标之下，关键是要形成能够保证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机制。其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的新共识与新动力。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在已经在相当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要形成改革的新共识，造就改革的新动力。除了对改革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之外，为了能够形成新的动力、新的共识，同时也是为了减小对改革的阻力，我觉得对既有的改革进行完善、矫正、甚至是补偿是必要的。特别对这几年改革当中既不是作为改革的阵痛，也不是作为改革的必要代价的一些群体严重的利益受损，我觉得应当有矫正和补偿。 推进改革的新机制。必须看到改革已经走了20多年，改革推进的条件，它的社会基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要意识到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建立新体制的阶段。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形成推进改革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包括，第一，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的机构。现在的问题由于缺少这种机构，改革越来越部门化。部门利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甚至体现在形成的所谓新体制上。第二，适时地转变改革推进的策略。可以将改革分成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从改革推进的策略来讲，前一个阶段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全面的转型、全面的制度建设。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后一个阶段，原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已经不行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 利益均衡的机制。在最近几年中，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平衡利益关系做出了很大努力。今年将投入数千亿元，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的城乡居民，直接受益者逾亿人。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1359亿元，比上年增长21.2%；同时，中央财政安排扶贫开发资金137亿元，重点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项目。中央财政今年还安排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就业再就业支出1859.8亿元，比去年增长14.5%。但要看到，仅仅有政策是不够的。调整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中国的贫富差距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不能仅仅看成偶然因素的结果，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是真正的机制问题。重建这种机制比政策更根本。实现利益均衡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的成本如何均摊的问题。 改革的参与机制。最近几年中各级政府为调整利益关系做出的努力，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对民意的一个正面回应。这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没有利益表达机制。但我们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具有反馈慢、成本高的特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往往是下层的要求，要通过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甚至是通过犯罪、治安等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但这样的信息传达渠道不仅效率低，而且代价大。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一种成本低、反馈快的利益表达机制。这就是民众在改革中的参与机制。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必须在广泛听取有关利益方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就很可能使必需进行的改革因损害民众利益而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甚至造成种种社会矛盾。其实，包括我们今天进行的反思与讨论，都是参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改革是不容质疑的，改革讨论成为禁区，必然会对改革的参与机制造成严重损害。 改革的反扭曲机制。我还是要重复一句话，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利益主体追逐利益的行为，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同群体利用改革的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样就可能导致改革在实践中的走样变形。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扭曲改革，而是在于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有没有相应的反扭曲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对改革实施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控，也包括在政策上的应对措施。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