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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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基本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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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看来，不掌握分寸和火候也没有灵活性。 在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总的想法是，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脱离原则性讲灵活性会变成相对主义；脱离灵活性讲原则性会变成机械主义。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胆量和魄力，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坚持原则；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到像邓小平那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变是有根据的变，通是有条件的通。无论是坚持原则还是灵活变通，都必须注意适度性，“过”或者“不及”都会损害和破坏事物发展的秩序和规律。这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在强调变通时，特别注重适度性问题。在他看来，离开了适度原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变通，而是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表现。 第一，适度变通必须是在原则允许范围内的变通。原则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和全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各个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普遍原则的时候，允许和提倡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实行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体现原则的总体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原则。如果以本地区情况特殊而脱离大的原则另搞一套，甚至与上级规定的原则背道而驰，就不能叫变通，只能叫“执行走样”或者“故意犯规”。适度变通不仅不违背原则，而且是创造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表现，因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 第二，适度变通必须是有条件的变通。所谓有条件的变通，主要有三层含意：一是在不变通就无法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二是在不变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妥协和让步）就会危及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三是在有利于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这三种条件下的变通，概括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具体条件讲变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任何普遍原则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普遍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8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变通执行上级的指示。 人的思想和行为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和保守，就不可能有创造和发展。既然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决不能离开具体条件讲变通，否则就是乱变一通，就必然导致相对论和诡辩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有的人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提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主张用别的思想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反复指出，这不是讲变通，这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变。只要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可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通，但马列主义的旗帜决不能丢。 第三，实行适度变通必须反对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反对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邓小平认为，要进行适度变通，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敢于正视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确立新思路，开创新局面。思想保守僵化，就会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就会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只要书上没有讲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114页） 二是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际相脱离，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做决定，办事情，不讲科学性，不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坚持适度变通，必须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关键是要吃透上级的精神，摸清下面的实情，找准理论与实际、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所以，实行变通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要求来变；不是随便怎么变都行，而是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事物的发展没有提出变通的要求，而是凭着人的主观愿望随意地、盲目地进行变通，不仅不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且会事与愿违，破坏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怎样克服变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邓小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第217页） 凡是在实践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凡是不能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 三是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用主义。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有的人喜欢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出发，以个人利益作为变通的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变，对我不利的就不变，而不管党的事业是否受损失。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它们不是认真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下功夫，而是挖空心思地钻党的政策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玩“政治魔术”，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实际上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灵活性”破坏党的原则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对于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只讲“对策”，不要政策的实用主义做法，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对于这些“歪门邪道”，他主张用党纪国法来进行约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他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第112页） 各级领导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中间环节，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忠于党的事业，坚定地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在执行政策中允许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但变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那种以变通为幌子离开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搞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所谓“对策”，与适度变通是格格不入、相去甚远的。 【参考文献】 [1l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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