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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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 1、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後。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zu2)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着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 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罗马天主教的中心设在前帝国的首都，它使用的是帝国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直到十六七世纪，着名的哲学着作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现在国际通用的动植学名，还是用的拉丁文。圣经译成英、德文，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後。罗马帝国覆灭了，世俗权威用蛮族的日耳曼文，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蛮族显贵，最初都是目不识丁的)中，罗马传统还是正统。 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後来竟然全部湮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後，後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於扫掉了古老文明的老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2、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 做过许多坏事情。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造了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究中心。 欧洲的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学习这些“脱离实际” 的理论；也许10000个人中有9999人是废品，学了根本用不上。不过如果有人用上了这些东西，这个人也许就是诸侯宫廷中的大臣，或者可以列入经院哲学家之列的人物了。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後代大学自治的渊源。像明太祖的《大诰》之类的当代政令，也许也是越不过大学的门墙的。 不仅大学是教会办的，我猜测中学教育也是教会包办的，医院也是。 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的活动。不管他们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个框框之中，总也出了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物。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3、中世纪的基督教会， 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於真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 骑士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欧洲的君王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这一点，对於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於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於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於革命运动中敢於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麽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於像中国那样“获罪於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 4、比起佛教来， 基督教虽然是一种入世的宗教， 终究是力图把人性提高到“神性。”与此相反，教会首脑却在神化的人幌子下，荒淫无耻到不像人而像兽的样子。此外，城市的兴起，王权的上升，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也使教会教廷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文化权威都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所以，地理大发现 (亦即航海商业的猛烈扩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者几乎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现在，在骑士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世俗文明要摆脱神权的控制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是民族国家摆脱凡蒂冈，文化意义是要摆脱死掉了的垃丁文明的控制，发展民族文明，同时也是要摆脱已经阻碍科学和思想进步的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是要回到共和罗马和城邦希腊的欢乐的人。 发生过革命、战争、流血、屠杀。宗教战争的历史，是教派斗争，结合着王权、诸侯、城市多种利益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人读这段西方史，既难理解，又感到厌烦，范文澜所以诋毁宗教，诋毁宗教战争，我猜测，这也是一个因素。 不过，这些斗争却是西方进步的重大因素。清教徒移美，胡格诺教徒移英，倔强的人们幸免於难的另去开辟新天地。假如中国也有过样倔强的人们，大概轮不到荷兰人占印尼，英国人占澳大利亚了。此外，有宗教改革(新教崛起)，还有反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本身适应新局面的革新，弄到最後不能不来一个宗教容忍)。宗教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人对希特勒的国社会主义如此深恶痛绝，和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5、文艺复兴直到近代， 思想界也是丰富多采，令人眼花缭乱。已经提出，遵从理性主义的一派，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作过巨大的贡献。大力鼓吹并成了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弗兰西斯·培根，为实验科学的最早中心英国皇家学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是带着感情来鼓吹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他痛诋希腊思想以静观宇宙为极乐，痛诋他们不关心改进人们的工具以增进人类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的爱人类。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 四、我不过是解剖了基督教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於上帝。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麽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 (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 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从神秘的唯理主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於上帝，那是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至於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是无知而已。) 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於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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