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身的“放逐”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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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身的“放逐”及其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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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确信，肉身的“放逐”在唐宋之际的文化转型中处在最为核心的地位，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特征以外，它还成了下面所有这些可以表征宋代文化特性的文化现象的交汇点： （一） 文道之辨——对文的压制 宋代士人的崇道抑文，往往推本于韩愈，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基本精神——“文以载道”，在北宋成为主流的观念。北宋的士人普遍反对华艳的文风，例如，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就曾指出：“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范仲淹也有类似的观念，他说：“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石介对于艳丽浮华的文风有更为极端的批评，他著述的《怪说》，将文章和佛、老并称为三怪，而以文章为首。 对文的压制在实质上并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文学或文字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现象，从根本上说，它首先是对表达内容的限制，它规定了哪些表达是合法的、应予提倡的——所谓贯道之文，哪些是偷薄的、应该禁止的——所谓碍道之文。普适性的无差异的道体、“人同此心”的心体是关注的核心，文章应该以表达这样的道体和心体为内容。复杂多样的肉身感受、变幻无常的心理内容是需要排斥的，与此相关的文字，如风花雪月、朝云暮雨都是碍道之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的压制意味着对繁复多变的心理感受和想象的排斥，而这在实质上也就是对肉身的排斥。 （二） 道与身的对峙——对身的排斥 明道曾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在这里，道与身的对立被明确提出。与道为一是为学的目的，而身体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障碍，儒者的使命在于否定有碍的肉身，以实现对道的体认。与儒学相背的释老之学，其所以谬误，即在于过分地关注身体，“释氏其实是爱身”。 道与身的对立的另一种表达是理和欲的对立。一方面，“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另一方面，“养心者，且须是教他寡欲”。培养以义理为内容的道心，就要压制身体的各种欲望，而这显然要通过对肉身的“放逐”来实现。 （三） 对多样化的排斥 朱熹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统贯在万物之间的普适的理，虽然因事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所谓“理一分殊”，但这种不同仍然体现出某种一致的秩序。在这里，多样化和差异是受到排斥的。因而，在宋代，思想的多样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拒斥，指责他人的为异端或“曲学邪说”，成为攻击对手的最有效的手段，士人纷纷效法孟子，拒淫词，放邪说。 而身体的感受无疑是多样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对多样化的排斥必须要从根源上入手，从这个角度看，反对的目标也指向身体。 （四） 对技术的排斥 对肉身的排斥总是与对技术的排斥相联，《老子》既以有身为患，对于技术自然也就持贬斥的态度：“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与此相似，宋代的道教思想也格外地轻视技术。陈楠《翠虚篇·罗浮翠虚吟》说：“不假想化与行持，则有些儿奇又奇。……何须内观及鉴形，或听灵响视泓池，吞霞饮露服元气，功效不验心神疲”。这里，内观、鉴形、吞霞、服气待养生的技术，都是贬斥的对象。系统地排斥各种与肉身有关的技术，是宋代道教思想的一个特点。 当然，受到排斥的并不只是与肉身有关的技术。宋代的道学群体甚至对治理技术往往也持排斥的态度，对于汉唐的功业不屑一顾，以为那是霸术，而非王道，有关这一点，从朱熹对陈亮的批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五） 二元对立的道德景观——“不足以应天下之变” 由于复杂性和多样性随着肉身一起被逐出了士群体的主流话语，对人性的判断和道德的评价开始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缺乏必要的弹性。二元对立的道德景观成为宋代官修史的一个基本视点。欧阳修撰写《新唐书》，首次列出了“奸臣传”。而元代修撰的《宋史》，则更清楚地将“奸臣传”与“道学传”对立起来。这种二元的对立，在整个宋代呈逐渐加强的趋势，到了南宋，几乎已经成为各种不同的士群体的共识，这一点，在高宗对秦桧说的一段话中表达得最为清楚：“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则治道无不成”。 对道德的极端强调，无疑会导致士群体应对事变能力的减弱，如陈亮所说：“孝悌忠信常不足以应天下之变”。这种应对事变能力的衰退，一旦趋于极端，则明亡之际的种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四、 肉身的“放逐”是士人在生存际遇变迁之时的一种自主而又无奈的选择，他们通过一种近乎宗教的禁欲和苦行的精神（参见钱穆《国史大纲》），换来了对自身独立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觉醒。然而，在放逐肉身的同时，复杂性、多样化以及在应对事变时所应具备的必要的灵活性，也被一道从士人的精神修养中驱逐出去，士人完全丧失了曾经有过的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思想的异质性或者说多样化首先在士阶层本身开始变得无法容忍，被简单地冠之以“异端”之名来加以清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肉身的“放逐”作为宋代核心的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某种“思想控制”的潜在要求，而事实上，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技术几乎也在同时被慢慢地发展出来，到了南宋中兴的时候，这种技术在高宗和秦桧的共谋关系中开始得到全面的运用。 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了另外一个历史的偶合，即雕板印刷技术恰在此时兴起了 。雕板印书业的兴起，首先意味着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将变得更为方便和迅捷，这对于新兴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而言无疑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与统一的帝国相应的是对思想的一致性的要求，对多样性的排斥、对异端思想的恐惧以及二元对立的道德景观的确立，显然与这种对一致性的诉求有关 。身体并不必然成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来源，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技术制造出一致的身体和身体感受，如明道所说：“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然而，当时的问题是，这些制造身体的技术已经失传或者是太过陈旧，也就是他所说的“今皆废此”，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义理之养心”这一条途径了。显然，此时的肉身以及与肉身相关的感受是极其危险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人心惟危”，义理在面对这些未经塑造的多样化的肉身时，处于显而易见的劣势——也即所谓“道心惟微”。多样性的肉身感受中所包含的种种无法整合的不确定性，对于思想的统一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本来肉身的“放逐”最初只是士群体生存际遇变迁的一种结果，是一种介乎自觉和无奈之间的选择。而到了此时，由于士人与统治者一直以来的“共谋”关系 ，这一“放逐”过程开始变成一种主动和自觉的过程，其进程无疑被大大地加速了，事实上，直到此时，真正意义上的肉身“放逐”才算完整地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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