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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拉奇的复出与转向


     法拉奇在诸多问题上立场的左右摇摆，表明她既想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说话，又无法摆脱西方情结的牵绊；既要实现新闻的公正性，又无法挣脱既成认识的束缚。在《愤怒与自豪》中，我们看到的法拉奇似乎淡忘了曾经的“左翼”浪漫幻想，只剩下一颗西方知识分子的“自由”心灵，她带着它大声疾呼：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贱民变成了人民，因为它鼓励他们，甚至要求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幸福。它和共产主义的那些做法完全相反，后者禁止人们去反抗，禁止他们去管理自己，表达自己，不准他们变得富有，并企图通过缔造一个神圣的尘世之国以取代传统的国王。我父亲常常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制统治，是一种守旧派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抹去了人身上那种分明的轮廓。当你抹去一个人的轮廓时，它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他还经常说，共产主义没有让庶民们自由，相反，它让每一个人都变成贱民。它使每一个人都由于饥饿而死亡。
    
     2、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
     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源于两者价值观的冲突。作为对自身文明坚信不移的西方人，法拉奇耳濡目染于西方世界对阿拉伯的片面宣传，既无法接受阿拉伯文明，更不愿予以理解。
     法拉奇曾经公开表示说，“我对中东毫无兴趣，中近东文化引不起我的任何感慨，巴格达、大马士革、巴基斯坦，我都不想再去第二次”。 她对阿拉伯文化心存鄙夷，她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狂热、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一种表演癖和一种黑手党的感觉，总之都是一些我嗤之以鼻的特征。”
     法拉奇的这种情感，在1972年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的采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对阿拉法特的外貌描写，就带有十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这张面孔会使人想起一只猛禽，或一头狂怒的羚羊。实际上，他几乎没有颧骨，也没有下巴，只有一张红色的厚嘴唇的口，一个咄咄逼人的鼻子和两滴墨水死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 她还写道：“他的声音像一种可笑的吹哨声，具有女性的某种特征。” 法拉奇对阿拉法特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性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现了其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另一方面也是其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她在采访记前言中写的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她的这种心态：
     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艰难。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在法拉奇的采访记中，她随意地用“恐怖分子”这样的字眼称呼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创始人和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采访霍梅尼时，她讽刺伊朗人穿着“中世纪的长袍” ；在采访卡扎菲时，法拉奇责问他是否就是“真主”。这种对阿拉伯文化的不理解和不尊重，同法拉奇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心态相结合，就带来其心理天平一边倒的状态。在比较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后，她甚至得出结论：“我伟大的阿拉法特先生，你的祖先，除了几个漂亮的假面具和一本他们一直都在摧毁我鲜明个性的书，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
    
     3、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
     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看来，世界一边是天使，一边是撒旦，一切事物非“善”即“恶”。这种认识往往会给人们带来极端主义的倾向和偏执的情绪，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
     生长于基督教环境里的法拉奇曾说：“尽管我完全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但我还是被天主教文化所浸染，它仍然是我用来表达我自己的某种方式。” 综观法拉奇的生平与思想可以明显感到，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她认为“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野兽的混合体” ，人类如果不假装接受善与恶的差别就无法活下去：
     “上帝和魔鬼还活着的时候，上帝许诺给予天堂以保证 ‘善’，魔鬼用地狱作威胁以惩罚 ‘恶’，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普渡众生的伟大宗教决定了人类的行为。”
     法拉奇一直难于摆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的桎梏，那种“善恶分明”的思维模式导致她的绝对主义思想，正如评论家阿达夫·苏维伊夫所言，“在她笔下的阿拉伯人都没有人性；他们要么歇斯底里，要么反复无常。要么就是杀人狂。他们性格贪婪、愤世嫉俗、充满仇恨、能来比喻她们的动物是蝙蝠、蛇和疯狗。”
     这与她的成长经历与环境自然不无关系。法拉奇生长在一个反法西斯的家庭，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1986年她曾去了德国两次，但都很快离开，而且她始终不肯在德国为自己的书籍举行促销活动。
     受她父亲的影响，法拉奇一直将美国看成是意大利的拯救者和解放者，这种“拯救天使”的印象使法拉奇一直保留对美国的好感。法拉奇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美国，她选择纽约而不是意大利作为其主要居住地。在法拉奇的早期文学作品中，她借主人公之口叙述对美国的偏爱之情：“我爱美国。我爱他的友善，他的高效，他的高度文明。我觉得自己更多地属于这个的国家，而不是属于我的出生国。”
     法拉奇对美国“天使式”的偏爱一直持续到《愤怒与自豪》中，她赞美美国的自由精神，并认为这是一切团结、友好和胜利的力量来源：
     说美国特殊，是因为它诞生于一种灵魂的需要，那种想要拥有一个祖国的需要，它诞生于那种人类一直都坚信的最崇高的理想：这是一种关于自由的理想，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种想让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结缡的理想。
     站在“天使”反面的伊斯兰教，在法拉奇眼中仿佛成为罪恶和仇恨的种子。面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法拉奇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并将伊斯兰教“一棒子打死”：
     事实上，与他们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和他们讲道理，更是不可思议。用纵容、宽恕或幻想的方式对待他们，无异于自杀。无论是谁，只要你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他们都会认为你是在欺骗。
     总之，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情结影响了法拉奇对事物的判断和分析，使她时常纠缠于非此即彼的激烈冲突中，从而陷入极端主义的泥潭。
    
     四、结语
    
     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一文发表后，法国三个社会团体以“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罪”将她告上法庭，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双重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法拉奇也遭到穆斯林社会的仇恨，两个意大利穆斯林组织给她发信，声言要像当年霍梅尼下令处决《撒旦的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一样“杀死”她。法拉奇的复出与转向，是不是意味着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新仇旧恨？而法拉奇本人今后的生活会不会遭遇如同当年拉什迪一样的威胁？这些都很难预测。
     不过，法拉奇的妹妹宝拉曾经说过：“奥莉安娜是一本打开的书。用中文或是梵文写的书。” 如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如今也正被译成各种文字，为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所解读。虽然法拉奇的复出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然而此事带给我们的却不是瞬间的好奇和猜测，而是一些更多更深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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