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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川白村与社会文明批评


　　在这同时，厨川白村也清醒地看到，除了日本民族固有的劣根性外，由于资本主义和　机械万能主义的压迫，使本来就缺少“生命力”的日本民族更是雪上加霜，萎靡不振了　。他指责当时的社会制度，说“我们为要在称为‘社会’的这一个大的有机体中，作为　一分子而生活着，便只好必然地服从那强大的机制。”“尤其是近代社会似的，制度法　律军备警察之类的压制机关都完备了，别一面，又有着所谓‘生活难’的恐吓，我们就　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总难以脱离这压抑。在减消个人自由的国家至上主义面前低头，　在抹杀创造创作生活的资本万能主义膝下下跪，倘不将这些看作寻常茶饭的事，就实情　而论，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注：鲁迅译，《苦闷的象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　0年，第9，9，9页。)而且，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变成了“机器的妖精”。　就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压抑，加之日本民族自身的国民劣根性，导致了日本人的思想贫乏　，他说，这样一种“思想不深的处所，怎么会产生大的文学和大的艺术呢?”(注：鲁迅　译，《苦闷的象征》，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9，9，9页。)他用锐利、激烈的语　言，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带给日本人民的灾难。
　　作为一个颇有声望的文艺家，又在经历了痛苦的选择之后，毫不犹豫地转向了社会文　明批评，并且，这种批评没有仅仅限制在文学之中，而是将眼光放远到整个社会，乃至　整个世界，这就是厨川白村有别于其他人的独特。他在文艺上所提出的“人间苦”，其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涵概了社会的因素。他从单纯的文艺研究，到走向社会的文明批评　，将文艺与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参与精神，是当时日本的许多　文艺家所不能做到的，也是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特点。厨川白村的这一研究道路，正是　一条有着文艺研究规律的路径，即由文艺的内部研究，转向文艺的外部研究，又在外部　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文艺的内在规律。以文艺研究为基点，全面观照文化研究　，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中，将文艺放置于社会政治、经济与现实的各种问题中，体现与　发挥文艺的价值。作为生活在20世纪初的厨川白村所走的这一条文艺研究的道路，恰恰　也是当今的文艺走向，这抑或是一种历史螺旋式的上升，抑或是周而复始的规律?无论　怎样，这种巧合也是令人深省的。
　　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上，没有谁能象厨川白村那样用辛辣的口吻，尖刻的笔触，揭露日　本社会的弊端。这种揭露与抨击是毫不留情的。他的这种态度，引来了日本某些人的反　感，有人发表文章指责他身为日本人，却“嫌恶日本”，甚至有人的文章更是不堪入耳　。面对迎面而来的攻击，厨川白村是痛苦的，他何尝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他对日　本弊端的攻击，绝不是想置日本于死地，而是“因为想使依然受封建社会那种不自然而　偏狭的道义观所束缚的现代社会，能够早日觉醒，社会改造能早日实现”。他对于资本　主义的抨击，也是为了日本能有一个健全、完善的社会结构，使人民能够正常的生活。　正是基于这样的诚挚，所以“他一方面以旁若无人的无比勇气，痛陈激烈的言辞，另一　方面又呈现出富于感性的细腻气质。他的文章之所以吸引读者，并不是由于华丽的文藻　，而是由于苦心孤诣、不断推敲的结果，即使片言只字也不敢有所疏忽或苟且。”(注　：《厨川白村全集》，第3卷，《走向十字街头》跋，改造社，昭和4年，第502页。)
　　公正而虔诚的态度，获得了日本人民的信赖和敬慕，大正中朝，厨川白村的名字风靡　日本。紧接着他的又一部著作《近代的恋爱观》的发表，又令他在当时“红极一时”。　这是承接《出了象牙之塔》之后的又一部社会批评著作。如果说《近代文学十讲》奠定　了厨川白村在日本文坛上的地位，那么，《近代的恋爱观》则奠定了他在日本社会文明　批评中的社会地位。这是一部批评日本旧的恋爱观，而主张以新的观念实行恋爱自由的　书籍。他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日本过去恋爱观的偏见、歪曲、陈旧与腐朽，而且认为：　“人的情感，感激，憧憬，欲望的白热化的结晶就是恋爱，恋爱是激发悠久生命力的表　现，而且恋爱并不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因袭世代家族的名誉，财产，而是　为了自己，为了把自己的全部抛给自己所爱的人”。(注：《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　2卷，昭和女子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07，307，307页。)他感慨地说，没有恋爱的　结婚是最大的罪恶，因为“性生活通过恋爱而美化、神圣化的时候，那里才有真正的纯　洁”。(注：《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2卷，昭和女子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07，　307，307页。)厨川白村热烈地歌颂了恋爱的幸福与神圣，鼓励青年，抛开封建的旧道　德，而大胆地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这部著作一经发表，竟然收到了连作者自己都意想　不到的社会反响，用“红极一时”来形容当时的形势，丝毫都不过分。土田杏村在他的　《恋爱论》中说：“恋爱论如此热心地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其原因之一，确实归功于　厨川博士的著作《近代的恋爱观》的普及”，“博士的这部著作在提倡性的道德与自由　恋爱方面，比任何恋爱论都论述的周到而专心。”(注：《近代文学研究丛书》，第22　卷，昭和女子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307，307，307页。)直到厨川白村逝世前，他以　英国文学的翻译者与社会文明批评家的双重身份，一直在日本产生着影响。
　　那么，在当时，日本的文艺社会批评家并不止厨川白村一人，何以在这众多人之中，　厨川白村能够窥见当时社会的弊端，并深刻分析社会的发展，而登堂入室呢?这不能不　归于他的渊博的学识与睿智。当历史、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时期，思维发生多元化趋向时　期，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把握社会的动脉，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展示人类思　维的多种不同层面及其自身的价值，而有所发现。厨川白村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变　动时期，世纪末的悲观情绪以及世纪初的彷徨，东西方思维观念的相互交融与文化的汇　合，所带来的必然是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的交替时代，厨川白村冷静而理性地发现了　日本在走向新时代中所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了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学生、东　洋大学的学长矢野峰人评价他说：“白村先生在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方面，不如上　田敏，在见识和独创力方面不如夏目漱石，但在社会感化力、浸透力方面比起前两者是　更上一层楼。”矢野峰人的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
　　任何一位文艺思想家当他面对社会、面对作品时，都要将其与人生紧紧地连在一起，　因为，只因有了人，才有了社会；只因有了人，才产生了艺术。人是构成文艺的核心要　素，而人生又是文艺的主要内容。那么，如何对待文艺与人生的关系，就成为每一个文　艺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厨川白村并没有回避这一严肃的问题，而是在他踏上社会文　明批评的道路后，将此作为一个主要的对象来探讨。
　　文艺与人生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说：
　　文艺上的天才，大抵是竭力要将‘人生’这东西，完全地来享乐的人物。袖手旁观的　雅人和游荡儿之流，怎么能懂得人生的真味呢?大的艺术家，既在他的实行生活上，也　显现着凡俗所不能企及的特异的力。有如活在‘真与诗’里的瞿提(歌德)，就是最大的　人生的享乐者罢。看起弥耳敦的政治底生涯来，也有此感。又从哈里斯(F.Harris)的崭　新而且大胆的论断推想起来，则在以人而论的沙士比亚的实生活上，也有此感。去国而　成了流窜之身的但丁，更不消说了。踢开英吉利，跳了出去的裴伦，愤藤原氏的专横，　Don  Juan似的业平，就都有同样的意思的实生活罢。至在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很相接近了　的近代，要寻出这样的例子来，则几乎可以无限，他们比起那单是置身于艺术之境，以　立在临流的岸上的旁观者自居，而闲眺行云流水的来，是更极强，极深地爱着人生的。　”(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　3，153页。)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命题，即“人生的享乐”。对于享乐人生，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不同的做法，那么，厨川白村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认为，歌德是“最大的人生享乐　者”，因为他活在“真与诗”之中；弥耳敦、莎士比亚、拜伦等人也是如此，他们没有　仅仅“单是置身于艺术之境，以立在临流的岸上的旁观者自居，而闲眺行云流水”，而　是将自己置身于“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很相接近”之处，来体验生活，观照生活，所以他　们是“极强，极深地爱着生活”。显然，厨川白村在这里所说的“人生的享乐”，并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享受，他认为，真爱人生“并非像那飘浮在春天在花野上的蝴蝶一样，单是寻欢逐乐，一味从这里到那里似的浅薄的态度。”(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在现今时代，那种仅　仅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人，就是一个“辩当肚”，因为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虽然用眼睛　看到了生活，但是，却“没有照在心的底里看”，虽然用耳朵听到了一些世间之事，但　是，却“没有达到胸中”，这些人懒散、肤浅，对于人生没有真的热爱，也就谈不到赏　味人生了。所以，一遇到什么事情，便用现成的法则，或者谁都能想到的道理和常识，　来进行判断并去解决。这些人“完全将事象和自己拉远，绝不想将这收进到自己的体验　的世界里去。”(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这是因为，他们在匆忙繁剧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没有足以宁静的思索来“赏味生命力的余裕了的缘故”，所以，他们对于事物只是从表面滑过去，不做深入地思考。厨川白村认为，这只是一种醉生梦死，决不是“人生的享乐”。
　　而“以观照享乐为根柢的艺术生活，是要感得一切，赏味一切的生活。是要在自己和对象之间，始终看出纯真的生命的共感来，而使一切事物俱活，又就如活着照样地来看它的态度。”他把这种赏味生活比做有如一个人在吃东西，在别人看来，这是味道极其　不好的东西，他却能从中寻出新鲜的味道来。所以，他认为“我以为就是这味觉锐利的　健康人，就是像爱食物一样，爱着人生的人。”(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到这里，厨川白村明确地说　，“人生的享乐”就是要以“爱人生”为基础，爱人生的每一天，爱人生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件事，并能从这每一天，每一件事中，看出人生的真谛。他纠正有人指责一些文艺家是“憎人者”和“厌生家”，说他们正因为对于人生有着深深地爱，一面才有如此的恨与厌，“可爱不胜，可憎百倍”，憎者，不过就是爱的一种变态。不爱人生的人哪里会有爱与恨呢?“倘自以为现世不值半文钱，将人生敷衍过去，以冷冷淡淡地如观路人的态度，来对人生一切现象的人们，或者只被动于外部的要求，机器似的转动着的肤浅　的人们，又怎么会有厌生，怎么会有憎人呢?”(注：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9，145，152，153，153页。)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之所以创作出流芳千古的佳作，就是出自于他们对生活的挚爱。由于热爱生活，他们便认真　地体验生活，在生活的甜酸苦辣中，理解人生的意义。所以，他们将文艺与人生紧密地　连接在一起。
　　注释：
　　①《厨川白村全集》，第3卷，改造社，昭和4年，第211，211，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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