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纠偏。当前全国范围的城市建设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的背后，都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地方政府是这些产业投资扩张的推动者。通过大规模地举债进行城市建设，地方政府希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从而增加税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投资缺乏约束机制，导致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投资往往会超越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各地政府为了本地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各种优惠政策实际上误导了企业的行为，从而刺激了汽车、钢铁等行业的非理性投资。地方性投资项目是促成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由于这类投资具有软约束的特点，因此属于非理性投资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由于有土地做抵押或者以其他的担保形式，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未来的财政风险，这种风险甚至可能超过银行的信贷风险。

　　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普遍存在发展经济，提高财政收入的指导思想，因此经常采取行政措施对地方政府能够干预的国有企业投资进行干预。这就回到了通过计划调控经济的老路上去了。在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大搞重复建设。以钢铁行业为例，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称，目前国内钢铁工业的低水平扩张主要存在于地方。在体制上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实行分灶吃饭，行政措施对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作用大于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作用。因此在中央三令五申控制投资时，今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从而导致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国家希望控制投资规模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第一季度反而快速增加。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公共财政，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地方政府应以提供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为主，因此地方政府应减少对基础设施的盲目投资以及对当地国有经济的干预。如何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应该是控制投资盲目增长的一个重要环节。

　　3.建立国有企业投资的预算约束。在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况下，政府通过货币市场向各投资主体发出经济调整的信号。中央政府政策调控的对象包括了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提高利率、准备金等对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抑制作用较大，因为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是市场导向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将提高其投资成本，其投资主体必然会作出反应。但是对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作用却有限，因此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便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严格审批各类投资，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1990年的66.11%下降到了今年的43.4%.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54.6%下降到了今年的40.8%，因为这部分国有经济仍然具有投资软约束的特性。因而从投资增长方式看，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仍然是延续了过去粗放的、外延扩大的投资增长方式。

　　造成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国家作为所有者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成本很高，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不必为投资的失败负责，因此造成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投资决策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较为迟钝，很容易造成投资过度。因此必须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通过中央及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建立，明确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改变了以往的国有资产多头管理的混乱格局。国有企业应以此为契机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基本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市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从而使企业建立投资的硬预算约束。

　　四、结语

　　目前我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投资过热进行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还未完善的情况下作出的。但是采取行政措施进行对投资过热进行调控是有弊端的。因为无论哪一级政府的干预都是基于政府知道市场最优的投资规模是多少的这样一个假设，但是政府不可能是所有信息的掌握者，也不可能每次都作出正确的决定，因此任何干预都可能偏离市场的最佳投资规模，造成投资的风险和经济的振荡，从而对经济的内生增长进行破坏。

　　随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直接掌握的资源在不断地下降，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调控经济的能力也越来越弱。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改变直接干预市场的调控方式。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非国有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国有经济的改革正在进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从长远看，应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投资体制，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在具有预算约束的情况下进行投资。长期以来政府直接调控经济的方式使市场经济的间接调控方式没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政府应当创造条件让间接调控方式成熟起来，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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