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犬儒主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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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西方为例。1986年，奥地利进行**大选。当年的候选人之一是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 Waldheim, 1918～）。竞选期间，一个国际委员会向奥地利政府报告说，瓦尔德海姆1939年曾经应征入伍，不过入的却是德国的“伍”，自愿加入希特勒组织的“褐衫军”，并参与了非法处决受难者的行动（当过刽子手）。换句话说，此公犯有前科，不可重用。此言一出，许多启蒙主义者纷纷预言瓦氏的政治生涯即将终结，因为“皇帝新衣”的秘密被揭穿了，瓦氏的罪恶历史已经昭然若揭。令启蒙主义者大惑不解的是，瓦氏还是于当年顺利当选。何以如此？为什么揭穿“皇帝的新衣”无济于事？道理很简单，在当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欲望”。奥地利民众的排犹情结并没有随着希特勒的灭亡而根除，虽然受到了“意识”压抑，甚至压抑到了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地步，但一有机会它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以投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奥地利民众明明“知道”也“承认”瓦尔德海姆不是什么“好鸟”，却依然按捺不住内心积蓄已久的排犹主义情绪，在内心深处的“欲望”的驱使下，以实际行动肯定了瓦尔德海姆的行径。 欲望有时已经内化为“偶像”，立足于“知”的层面破除“偶像”的企图，早已宣告失败。记得几年前，有好事者名叫马中欣，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毛真相：一位女作家沉隐三十年的虚幻》，揭穿了三毛的“画皮”。三毛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倾倒过无数的读者，但在三毛死后，有人怀疑三毛那近乎写实的浪漫故事，甚至怀疑三毛那位叫荷西的大胡子丈夫是否真的存在。马中欣以一个旅行家、探险家的求真与执著精神，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三毛的人生真相。有人不能接受甚至为此恼羞成怒，责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因为此举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这不是犬儒主义。有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依然对三毛情有独钟，这才是犬儒主义。面对此情此景，启蒙主义只会灰心丧气，充其量也是开始新一轮的大战风车。 李敖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中说过（今年8月5日播出），1912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因为陶成章“破坏革命”，蒋介石一气之下将陶成章杀害（史书先是说“公怒杀之”，为了掩盖罪行，改为“公怒之”），孙中山为此一再表示要缉拿凶犯。事后证明，指使蒋介石杀人的，正是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指使蒋介石谋杀陶成章，是因为陶成章指责孙中山贪污。对于李敖这席话，许多人也不能接受，因为它破坏了我们心目中伟大的领袖形象。这与其说我们“不敢”坦率面对真相，不如是说我们“不愿”坦率面对真相。我们发现，只有掩饰真相，才能抚平我们内心深处的创伤，使自己免于伤害。这不是犬儒主义。即使接受了真相，我们也会说，孙中山也是为了革命大业，迫不得已而为之，此举丝毫无损英雄的光辉，“苍蝇终究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这也不是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形下，犬儒主义是指样一种情形：我们在“知”的层面上认可了这个事实，也知道领袖的这种做法颇为不当，但我们照样对领袖情有独钟，因为这样的领袖形象才符合我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幻象。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意识形态亮出自己的底牌，尽情展示自己发挥作用的机制，它也会照样大行其道，势不可挡。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犬儒主义时代，你可以揭穿意识形态的“鬼花样”，甚至可以揭穿意识形态批判的“鬼花样”，这丝毫无法阻挡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批判发挥作用。而在传统的、前犬儒时代，意识形态要想正常运作，就必须使它要蒙蔽的对象处于“不知”的状态。恩格斯甚至认为，即使要蒙蔽别人的人，照样也会处于被蒙蔽的状态。他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说过：“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10 的确令人绝望。但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即使在“知”的层面上，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情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是一个谎言和实话难解难分的时代，谎言发挥了实话的作用，实话具有了谎言的功能。这令我想起了那个令人深思的笑话：一个已婚男子与他的秘书正进行着火热的婚外情。一天下午，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缠绵了一个下午，一直睡到晚上八点才醒。他们赶快整装，奇怪的是这位男子要秘书把他的鞋子拿到外面的草丛中蹭一蹭。男子回家后，太太生气地问他哪去了？男子倒是“君子坦荡荡”：“我还是痛痛快快地招了吧，我跟秘书有一手，今天去她那里一直缠绵到现在。”太太瞧瞧他，又看了看他的鞋子：“撒谎！你又去打高尔夫球了！”这既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以假充真）的时代，也是“真作假时假亦真”（以真充假）的年代，真假难辨，势之使之然。 奈何？奈何？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怎堪再闻奈何歌？ 注释： 2 涂险峰，《商品化与人的价值的无根性——九十年代都市小说价值现象初探》，《文学评论》，今年第6期，第61、62页。 3 苏珊?哈克，《捍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陈波译，《湘潭师范学院学报》，今年第1期，第13、14页。 4 汪铮，《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今年第1期，第234页。 5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6. 6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今年版，第45页。 7 James A. Berlin and Michael J. Vivion, e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Theory and Practice, Portsmouth, NH: Boynton, Cook, Heinman Portsmouth, 1992, p.x. 8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Minneapolis, MN: Un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5. 9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今年版，第4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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