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毛泽东的发展观偏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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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发展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偏废了综合平衡，坚持超高速发展战略 一方面，面对现实提出“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坚持超高速发展战略。1949～1956年的党面临两大任务：①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时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本来是个正确的思路。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反掉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给右派分子进攻党以口实，所以，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决心不要“在综合中稳步前进”，代之以“大跃进”的发展思路。反右派和庐山会议的斗争并不是重点，实际上还是为了使“大跃进”畅通无阻，以高速度跨越式的发展思路，达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成为毛泽东终其一生的信念，高速度发展经济成为全党经济建设的方针，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为将社会主义高速增长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毛泽东看来，大规模投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过分强调高投入，必然会出现积累率过高的偏向。1958～1978年，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一直超过30%，整个“四五”期间积累率平均为33%，远远高于“一五”时期平均24.2%的水平，这种状况到1979年以后才有所改善。这意味着积累是靠挤占消费基金来获得的，高投入、高速度是通过牺牲人民的必要生活水平来换取的。可以说，“大跃进”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对这种模式的价值，毛泽东坚持认为，虽然大跃进效益不佳，但它迅速地建立起一批工业设施，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就象养猪，头4个月是长骨架。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低效益的积累是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需的。毛泽东还强调，粗放成长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土办法”将来会变成“洋办法”，初级的东西将会变成高级的东西。现在因陋就简，但开始有个底子，前途未可限量。这种不惜效率代价铺摊子的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 6 在发展的模式选择上，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完全由党的政策来指导和规范，替代了社会自治 我们党在探索适应领导中国经济建设需要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经济一穷二白的基础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对外关系始终未摆脱紧张状态，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面临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新中国的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时，采取了现成的、苏联的组织和控制方法”，即形成了执政党权力高度集中、党权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以利于迅速集中各种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发展的非常态发展模式。1953年毛泽东所说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就是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形象说明。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解释说，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大政方针及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从这一规定中可以发现，在党、国家和社会这三个本应相对独立的实体中，党的组织和领导人事实上获得了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干预和管理社会各项事务的权利，由党代表国家、国家替代社会的经济运行与治理模式在观念上和操作层面形成。 这样的体制维持了国家对农业的高积累，保障了工业化和城市居民的物质供应。但是，这种体制下的经济、政治运行隐含着极大的危机。危机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事无巨细、全面干预和管理的经济治理与运行模式使基层社会失去了相当部分的决策权力，抑制了基层社会的活力和主动性。这种被洛克视为公民所固有的、无法转让的最后的权力的基层社会自治，其重要性正如他在《政府论》下篇中写道：“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的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基层社会的自治被国家一手替代，侵蚀了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党直接插手具体的经济、政治事务，使党时常处于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风口浪尖，这不仅可能影响党的工作效率和在社会公众中的威望，而且由于精力分散而不能较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作用；同时党政不分、政社不分也损害了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和政府机构的合法权威。国家对社会实行完全控制的体制即使对国家本身来说也是不太安全，这种控制的顶端往往表现为个人集权，一旦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全局性的社会震荡，如十年文革的发生。 上述毛泽东发展观的种种偏向表现曾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毛泽东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影响下，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原本经济残破不堪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同时也呈现出1957～1976年20年的社会发展停滞现象。实践表明毛泽东的发展观中渗透着正确的思想、模糊的乃至错误的思想，应该说，许多思想的探索刚开始是正确的，中间由于彷徨，没有使其制度化，最终走向失误，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观点。毛泽东的发展思想充满着内在的矛盾性、不稳定性、不成熟性和总体探索的失误性，它客观地反映出毛泽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基础上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距离、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落后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以及低起点与高目标之间的落差，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初期探索的艰巨性与曲折性，饱含着开拓者的大无畏精神与超人的胆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为新的共产党领导集体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认识基础。 参考文献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刷馆，1961 3 商帆.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政府对市场运行的法律调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4 倪大奇.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5 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 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7 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刷馆，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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