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学者关于财富公平分配的理论。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自由参与的市场竞争处在优先地位，也就是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这种效率优先、机会均等的经济公平观得到了西方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的认同，并长期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平观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只求机会均等、不顾分配结果是否公平的分配机制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对这种分配体制进行了批判。庇古认为，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个人的收入愈多，其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愈小。将货币收入从富人那里转移一些给穷人，社会福利的总量将增加，收入均等化或减低收入不均的程度是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显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不仅注重起点和机会均等，还更加关注分配结果是否平均。除福利经济学外，罗尔斯更强调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全部社会价值……应该被平均分配，除非某种不平均分配……是对每个人都有利。”他认为，在正义社会里，公共目标是使境况最坏的那部分人福利最大化，社会通过再分配或一些补偿措施使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在凯恩斯看来，放任自由的市场制度既不能实现公平，也不能获得效率。凯恩斯曾尖锐批评道：“我们生存在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为解决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公问题，凯恩斯既提出了具有社会改良主义色彩的国家干预政策。对当代经济学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通过政府来调节这种收入差距。“我们还必须把通过对不同收入阶级的赋税差别而实现的任何收入的再分配包括在现代福利国家的活动之内。”美国的罗默、韦斯科夫等市场社会主义学者探讨了收入均等和分配平等实现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和剥削的存在，明显地形成了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弊病，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更强调公平和平等。“社会主义者寻求报酬、地位以及平等，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使机会均等。它也致力于减少现存的社会分化。对社会平等的信仰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财富公平分配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几代领导人一直把追求共同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毛泽东曾提出“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继承了前两代领导人的共同富裕理念，在执政过程中非常注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应该承认，现实生活中的消极腐败和收入分配悬殊问题，是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焦点。……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人们围绕提高效率进行积极攀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关注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已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四、“财政均富”理念的实践识踪

　　（一）西方国家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实践。（1）目标明确：初次分配培育中产阶级，再分配注重弱势群体。欧美国家在初次分配中确保中等收入人群占多数，再分配中注重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他们通过工资、福利和税收调节等来巩固和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构建弱势群体的保障“安全网”。（2）均等责任：按照受益和效率原则，合理划分层级政府的事权。从世界范围看，在多层级政府的治理结构中，适度分权与集权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财政均富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合理配置政府间事权，按照受益和有效性原则划分支出，财政宪政管理是其普遍做法。（3）均等财权：按照事权与财力对称原则，划分政府间收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拥有一个相对集中的税收体制和相对分权的支出体制。从集权与分权意义看，各国政府间的收入划分模式大致有分散型、集中型、适度集中、相对分散型。但几乎所有国家都表现出明显的财政收入先集中后给予的特点。（4）转移支付：将转移支付作为平衡地区收入差距的“调节器”。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促进财政能力均等化，实现社会公平，提高国家总体福利水平。总体上看，均等化的范围，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的关系。发达国家均等化的范围较大，欠发达国家只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二）中国收入分配政策变迁路径。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继承着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决策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要效率，还是要公平？还是两者兼得？这个问题是决定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基石；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报告则强调，“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自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作为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政策得到了贯彻和坚持。应当说，这是符合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条件的，无疑是正确的。从十六大开始，中央不仅考虑把“蛋糕”做大，更考虑了“蛋糕”做大以后怎样合理分配、公平分配。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考察我国分配政策的变迁路径，不难发现，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注重社会整体福利增加的同时，更加强调个体之间的公平，强调人人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

　　（三）现行分税制体制均等化功能逐步显现。从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变迁轨迹看，现行体制也正在实践着共同富裕的理念，财政体制正发挥其功能作用努力缩小区域间财力分配差距，增进社会公平。从完善体制方面，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实行“乡财县管”管理方式；从增强地方税收能力方面，打破企业隶属关系对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共享，推行增值税转型扩大地方收入规模；从保障绝大多数人利益方面，提高城市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围；对农民“多予少取”惠农政策，在农村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等等。但是，由于我国区域面积广阔，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要素禀赋差异较大，财政体制调控个人收入和区域间财力间差异的功效远未得以有效发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用“财政均富”理念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进而建立起来的收入、支出等一系列分配制度，才能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间财力分配中出现的不公平问题，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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