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管工作如何千头万绪，中心问题还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但经济的增长应该是集约式的增长，而不能是粗放式的增长。由于中国社会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必定影响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的变化又会深刻影响社会各个领域。新型工业化道路代表着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奏效，这种发展观与片面追求政绩的发展观是完全对立的。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要具备生态经济学的知识，从而必须接受生态文明的熏陶，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荡涤灵魂、提高素质。从古今中外社会管理的经验教训看，法制手段是必要的，但法制手段毕竟是外在性手段，最根本之点还是要激励正气，形成高尚的情操氛围，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所在。过去讲思想教育，往往只重视社会观的教育，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与自然观是不可分离的整体，科学的自然观的教育不等于一般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而是哲学思想的灌输，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切实而持久的动力。

新型工业化道路客观上要求开发优化的资源利用技术，更有效的技术能使低品位的资源甚至废物得到利用，能使贮量更丰富的资源替代行将耗竭的资源。这样，不仅资源环境状况将得到改善，而且由于生产的集约化可以使生产成本下降、产品质量上升，还由于资源开发范围的拓展，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在中国，经济贫困问题突出，根源在于资源的利用效益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切实提高人的素质，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从而使国家的财力得到切实增强，这就为解决其他困难创造了先决性条件。目前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调、区域发展失调的问题，都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失调问题上找到根源，因为毁灭性开发的本质是社会失范。只要纵容毁灭性开发，就可能导致道德沦丧、罪恶丛生，结果是社会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到伤害。正如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轨激活了全局一样，经济建设的健康运行也将带动全局工作的健康运行。

三、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系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已经在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所谓循环经济，按普遍的说法，其核心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过程，其基本思想是，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通过物质的不断循环利用来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应该说，这个设想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这就是要达到生态化，然而要达到生态化，“循环”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如果作为一种模式推广，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歧义、甚至误导。

经济活动生态化，即建立一个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的经济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生态系统的两大基本功能。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任何生态系统都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它要不断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使自身的熵增为零甚至为负，即保持有序程度不变甚至使有序程度上升，其结构就是所谓“耗散结构”。任何经济系统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系统为支撑，人类生态系统是由天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耦合而形成的复合系统，技术是这两个系统的中介。人类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强化生态系统内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同时，还可创造出原生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物质流和能量流。这样一个复合系统的结构也是一个耗散结构，必须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且，由这种交换产生的负熵流要足以抵消系统内部熵的产生，才能维持或提高系统的有序状态。与天然生态系统不同的是，人类生态系统内部的熵增不仅受到物理学的熵增原理的支配，而且还受到人的需求力量的驱动，所以熵增速度远大于天然生态系统，因而物质和能量的消耗也远大于天然生态系统。

在自然界已经知道的100多种元素中，有30～40种是生物所需要的，其中有一些元素是大量需要的，另外部分则是少量的甚至于微量的。人不仅在生理活动中需要40种基本元素，而且在复杂的文化活动中，几乎用完了所有其他的元素，还有一部分被利用的元素是人造元素。在天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生物小循环和地球化学大循环，各种元素能沿着一些特定的路线进行周而复始的运动。在此运动中，不同的循环路线将把各种元素引入生物体内，而后又由生物体引向环境。即使如此，循环也不能总是有规律地进行，还会出现停滞的状况，例如当某一环节上有机物大量堆积时，则此堆积物中的元素就很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驻留。对于人类生态系统来说，元素的利用则不仅有生物性利用，而且还有非生物性利用。由于人的作用，元素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反常分布，产生了严重的循环障碍。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对天然生态系统还是人类生态系统而言，在元素的利用中重要的还不在于元素本身，而在于元素的组织形式，即依靠低熵物质的输入和高熵物质的输出来抵御系统的衰退及实现进化。在输出的高熵物质中，有一部分通过自然力的转化可以再度进入低熵状态，而有一部分在自然状态下则很难进入低熵状态，尤其在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合成材料大规模产生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作为理想化的设定，似乎可以通过人工的推动来实现物质材料的完全循环从而保证低熵物质不致枯竭，但人工的推动难免要增加能量的消耗。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快了环境的熵增。同时，即使增加能源消耗，由于技术和经济条件的约束，也很难让所有的物质材料完全得到循环利用；而且，能够进入循环的，很多也不得不降格使用。根据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自然界的能量应当是不灭的，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的传递又是有方向性的。在地球上，被转化的能量最终都会以热的形式向太空散射。至于散射到太空去的热能否重新聚集起来为人类所用，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恐怕很难有明确的答案。因此，要建立“循环经济”，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目前尚很难成立。

随着核技术的进步，核能尤其是热核聚变能的大规模开发已经越来越有希望；随着空间技术的进步，地外资源的利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它们似乎展示了永远摆脱资源约束的前景。但是这些瞻望即使得以实现，另外一个问题也会应运而生，这就是严重的废热污染问题，它将带来气候严重变异的灾难。当气候变异到不适合于人的生存时，一切资源的开发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当然，人们总会继续寻找解决新问题的技术，尽管技术进步总是滞后于问题的产生，这是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信念使然。该信念的危险在于：当问题严重到技术一时难以解决时，崩溃性的后果是否会出现？这是值得深思的。单纯的技术进步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人过分贪婪，那么往往是用技术手段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可能引发新的更大的问题。应当认识到，地球能满足人的正当需要，但不能填满人的欲壑。事实上，人类对自然秩序的每一个扰动都有相应的代价付出。自然界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大规模扰动自然，就必然遭致大规模的报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扰动尽量控制在一个容许的范围内。这样，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能够得到实现的。

比较明智而现实的做法是，积极开发能源节约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所谓可再生能源，并不是可循环再生的能源，而是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不会枯竭的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包括由太阳能衍生的各种可再生能源）和地热能、潮汐能等。与一般矿物能源和核能源相比，这些能源除了可持续供给之外，还有低污染或无污染的优势。特别是太阳能，它的直接利用是无污染的，因为无论被利用与否，其最终结局都是变为分散的热能，使地球和太空之间的热平衡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上；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太阳能新型间接利用的环境影响也会不大。通过能源技术的变革，推动物质材料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这种经济可称为“节约型经济”[2]，它含有生产的集约化即资源充分利用、再生利用的意义，同时还有适度、明智地消费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资源循环，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循环。节约型经济的建立，必须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人口素质的提高为基点，因为许多资源环境问题明显是人为因素所致，如果没有这一保障，再先进的技术恐怕也无济于事。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从理论上说，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尽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资源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品，尽可能少地以废物的形式排放。同时，市场竞争还会使经济效益高（按说生态效益也应当高）的生态主体对资源的支配力度将日益上升，这就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就有利于环境保护，但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或并非完全如此。这是因为：第一，要使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一改，就必须要使资源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然而这个前提至今尚未得到确立；第二，即使资源价值得到确立，也还有一个矛盾，这就从是生产个体自身看来是节约的，但从社会总体看来却可能是浪费的。于是，便出现了一个二律悖反：不建立市场经济便只能陷于贫困，而在贫困条件下，资源环境最终是难以得到保护的；建立市场经济，资源环境也难以得到保护。

以上悖论早已在西方国家出现，只是它们将矛盾尽可能向国外转移而使其在国内弱化下来。对此，我们没有条件也不应当仿效，因为上述行为不管有多少借口，其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态侵略”。其实，损人也不一定就利己，因为全球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只要全球环境恶化，任何“绿洲”都会荡然无存。真正值得仿效的，倒是西方公众在许多方面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整体上破坏、局域上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可惜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高消费的一面。于是，我们一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低下，另一方面又不切实际地鼓动奢侈性消费，加上长期小农经济养成的盲目攀比心理烘托，这就造成了不少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国要建立节约型经济系统，必须专门研究相应的社会机制。

要建立节约型的经济，首先要使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得到体现，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上尚有很大困难，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毫无疑问，应积极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以改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同时也不能把它的作用绝对化。至于大众消费的取向，除了少数违法犯罪的行为之外，更不能用行政手段去加以解决。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国家行为取向对可持续发展有强烈的影响。国家的作用可分为正面的引导作用和负面截止作用，相比之下，前者更为重要，“亡羊补牢”固然必须，然而往往损失过大。以土地资源为例，之所以出现大面积的失控，这与对城市化的片面理解和少数特大城市的示范效应直接相关。如果我们在宏观上不做深刻反省，那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难以挽回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围绕经济体制的转变做了大量的工作，到现在，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工作重点都应当放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来。第一个转变当然要继续深化，但它归根结底只是实现第二个转变的条件和手段。为此，必须尽快把建立节约型经济系统作为中心任务，这实际上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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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环境报社编译. 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Z].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1.

[5]   龚育之. 党史札记[C].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3.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7.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26-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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