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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在一夜之间演变成了市场经济。
在集体主义外衣下的个人主义可以公开亮相了，不用掩饰什么了。
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金钱政治回来了。叶利钦时期，经济寡头们经常对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甚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办公厅开了个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府当官，必须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美国《福布斯》杂志称别列佐夫斯基是“克里姆林宫的教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GDP约为17652亿美元，俄罗斯占其中的10150亿美元，同期的美国约58033亿美元，到了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1999年更下降为1700亿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今年俄罗斯GDP也只有4652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8572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
五、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在他看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后，思想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思想（他对按劳分配采取比较排斥的态度，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生产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一些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从这个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市场适当存在发展的政策，对此，毛泽东痛心疾首，逐步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文化领域，相当多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毛泽东认为，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狠批私字一闪念，斗资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多种解决方式，可以树立起人民群众的大公无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公有制的优势，更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保证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毛泽东没有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现实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能强行消灭，在他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无所不能，能改变人们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上的选择。
毛泽东设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模式大致如下：
在所有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社会资源配置上采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分配模式上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在思想上采取集体主义，为了保证集体主义，提出了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方式。在政治上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搞群众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的扭曲的主要包括：在个人崇拜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方面个人神化、个人专政、领导终身制、任命制等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制度占统治地位；思想上多数人仍然没有摆脱个人主义，劳动者的积极性没能充分调动；平均分配也受到了按权分配的影响，但不很严重；计划经济由于没有计划能力的支撑，很大程度上属于盲目计划，反而造成人力、设备、资源的大量浪费；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所有制模式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都管都不管的所有制，无人代表的公有制还不如私有制更能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实的扭曲下已经不成样子。
由于没有尊重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文化大革命最终变成了政治闹剧，演出了一出出人间悲剧，加上从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一次左倾运动，共耽误了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
六、中国的改革开放
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决定改变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在建设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约和扭曲。在所有制上，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模式，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强调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作用，同时大力进行公有企业改革，激发公有企业活力；在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上，逐渐放弃盲目计划，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放出来，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分配模式上，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模式并存，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按权分配广泛存在，形势比较严峻（吃喝风盛行，公款旅游盛行，等等）；在思想上，承认物质利益在调动积极性上的重要作用，强调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相互协调，在集体主义外衣下，个人主义广泛存在，在各个层次占有重要地位；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被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禁止了，个人崇拜被禁止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基本消除了，在农村等基层单位，直选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人民群众对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仍然非常有限，干部命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现象普遍存在，人大的选举罢免仍然是形式上的，家长制作风依然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与私有制并存的公有制受到了来自于权力和个人主义的扭曲，仍然带有明显的官僚所有制的特点。据报道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元，其中主要是被各级领导干部消费了。
由此可见，我们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很多东西都是形具而实不至，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离实际的假大空反而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虽然问题很多，但是，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正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迅速前行。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值是3624亿元，今年达到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978年为206亿美元，今年达到11547亿美元。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在30到50年的时间内在GDP总额上超过美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整体经济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在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制度从整体上从方向上是正确的，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的问题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制度，不能改变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能改变四个基本原则，我们无法改变非公经济与现阶段生产力的相适应，无法改变按资分配对调动人们积极性的重要作用，无法消灭当前生产力条件下的个人主义，更不能改变我们的工作中心。我们可以反对官僚的腐败，可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按权分配，反对官僚所有制，反对盲目计划，反对纯粹的市场调节，反对家长制作风，但绝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稳定发展的机制，不能破坏稳定发展的势头，否则，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任何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行动都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七、当代美欧的社会发展模式
1929年，欧美各国暴发了经济危机，危机持续了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约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总损失还要多800多亿美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下降40%，倒退了30年，其中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德国下降了40.6%，法国下降了36.2%，日本下降了32.9%，英国下降了23.8%。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超过3000万人，其中美国失业1320万人，占劳动人数的1/4，德国失业700多万人，接近全国工人的半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只有242亿美元，比1929年下降2/3。很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猛跌，商品大量积压，人民却无力购买，而垄断资本主义家为了保持商品价格，维持他们的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失业工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职工人开展罢工，反对资本家，反对政府，要防效苏联，发动革命。
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必需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资产阶级政府如坐针毡，竭力寻找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
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一是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生产，缓解经济危机造成的破坏，如：建立国家银行，发展公共事业，一定程度的实行国家计划；二是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缓和阶级矛盾，征收高额的所得税、遗产税，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制。这些政策，在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指明，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借鉴了美国经验，多数地方大同小异。
从所有制上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从国家计划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企业，在西欧国家，在经过几次国有化浪潮后的70年代，国家投资达到社会总投资额的30%左右，国有企业总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经过80年代后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值的比重又有明显下降。从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看，从原来的绝对市场调节，演变为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克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从分配体制上看，原来单纯的按资分配，演变成了以按资分配为主体，二次分配(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和三次分配(社会捐款)为补充的分配体制。从思想观念上看，由原来赤裸裸的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变成带有公益色彩的个人主义，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强调不损害他人利益，出现了大量的公益组织和公益思想。在政治上来看，金钱政治特征有所淡化，财富多少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的限制废除，性别歧视废除，民族歧视也逐渐弱化。
福利国家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1960-1980）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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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瑞典 |
荷兰 |
前西德 |
英国 |
加拿大 |
新西兰 |
瑞士 |
美国 |
澳大利亚 |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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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
10.8 |
11.7 |
18.1 |
102 |
9.1 |
18.4 |
4.9 |
7.3 |
7.4 |
4.1 |
|
1965 |
13.2 |
17.1 |
19.0 |
11.7 |
9.0 |
9.6 |
6.8 |
7.9 |
7.6 |
5.5 |
|
1970 |
16.7 |
22.5 |
19.5 |
13.2 |
11.8 |
9.2 |
8.5 |
10.4 |
7.4 |
5.7 |
|
1975 |
21.2 |
29.6 |
27.1 |
15.6 |
15.4 |
11.8 |
13.6 |
14.5 |
12.7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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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
25.9 |
28.3 |
25.7 |
16.4 |
15.0 |
15.2 |
14.5 |
15.0 |
12.8 |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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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转引自“Economic theory and the Welfare State by Nicholas Bar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e 1992，P759
这种较高的福利保障助长了一部分人的依赖思想，在一些社会保障优越的北欧国家尤为如此，在瑞典，由于病假补贴与照顾病孩的家长可享受高达90%以上的补贴，而获得的工资中必须缴纳高额税金，这就使泡病号人的损失微乎其微，自然滋长了请病假与缺勤现象，而社会的损失就比此要大的多，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声称有病或要照顾病孩的家长并没有真正这样做，而是去从事某些逃税的“地下经济”活动，赚更多的收入，还有极少数人从事贩毒犯罪活动，在瑞典每人平均出勤率只及78%，不少人要在企业里“怠工”这都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影响了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社会保障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它的增加使产品的成本提高，企业税负加重，利率下降，利润减少，这样一来，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就有所下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二战以来50多年里，发达国家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越来越小，由原来的衰退型演变为滞胀型，GDP的倒退幅度很小，甚至无倒退。阶级矛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两极分化程度有所缓和，基尼系数在0. 30～0. 40之间，大规模的劳资冲突迅速减少，基本没有武装冲突。城乡差别开始消失，农民所占比例很少，现有农民是农业工人或农场主，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较小。脑力劳动开始成为主要的劳动方式，体力劳动迅速萎缩，蓝领工人迅速减小，脑体劳动差别的消失趋势也比较明显。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按劳分配和社会计划下消灭三大差别，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则体现为私有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部分消灭。从量化的指标上看，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比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
从一百多年的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发现：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能不能战胜另一种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一个社会可以自称为什么制度，但是，有没有实现某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种制度，需要具体分析，实际分析。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是因为经济上的落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层面上，离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有很大的差距。严格的讲，我们搞社会主义还不够格。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我们的政策，而不能机械化照搬某种制度，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正视生产力基础，正视我们的计划能力，正视个人主义程度与范围，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逐渐实现民族的复兴，才能建立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动态的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尽管最终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和马恩所设想的社会完全一致，但是，无论承认与否，社会发展并没有背离他们预言的方向，这正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