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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完成了三个全面的网络协商民意测试项目。第一个项目在全国性面对面的美国外交政策民意测验时进行，于今年1月完成。第二个项目在今年年初与**选举预选时进行。第三个在**大选时刚刚完成。三个项目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由“知识网络”公司通过全国性随机抽样抽出的人每周在有人主持的小组讨论中进行一次协商。试验项目向没有计算机的人提供计算机，并给所有的参与者提供话筒，以便能够用话语而并非文本进行讨论。试验项目提供的特殊软件可以使小组协商参与者跟踪谁正在讲话，谁希望接下来说话。每周一次的协商一般从一小时到一小时十五分钟不等，协商人均有详细而公正的背景材料，并提出他们希望专家和权威解答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合伙人MacNeil／Lehrer Productions(包括在线Jim Lehrer新闻一小时)提供权威专家的答案，并且在每周协商中把这些答案告诉参与者。在持续数个星期的几轮协商之后，参与者接受与最初内容相同的调查问卷。与此同时，不进行协商的对照小组也在这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接受相同的调查问卷。在对外政策的协商民意测验中，在线调查与面对面调查的结果基本相似。参与者变得对世界问题表现出更多的责任心，更偏好增加对外国援助，热衷于给非洲艾滋病和世界饥荒问题提供更多的援助，在军事问题上强调更多的多边合作。这些反映和信息量的大扩张有关(这与独立的、信息量较少的问卷形成对比)。在关于**预选的协商民意测验中，参与者也表现出了对政策和特定候选人职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与不协商的对比小组相反，辩论在候选人的偏好上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不协商的对比小组注重候选人的人品，而协商小组更多地关注候选人的观点和看法。在最近的一个网络研究中，同样存在意见随着信息量的增大而变化的情况，比如针对伊拉克战争和布什**的减税计划就是如此。协商小组意见变化程度与受到控制的那些小组恰好相反。很明显，协商小组样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和投票意向。网络协商民意测验是与全国主要城市的PBS机构展开的17个面对面的协商民意测验一起进行的。整个事件被叫做“PBS协商日”，这里引出的“协商日”概念，我们将会在下面进行讨论。
最后，网络协商民意测验给参与者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弹性的时间安排以及低廉的成本。全国协商民意测验需要国家运输系统、餐饮的后勤支持。两个面对面的协商民意测验甚至拥有官方的定期航线(美国航空公司为国家事务讨论会在Austin、Texas和澳大利亚的Ansett的协商民意测验服务)。面对面的协商民意测验也需要参与者为协商放弃他们整个的周末和旅行计划。我们已经动用基金改善了实际中的困难(支付照料孩子的费用，甚至派出研究员在参与者离开期间帮助给奶牛挤奶)，由于我们对于地点的要求，很明显我们还是失去一些参与者。基于网络的协商民意测验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和持续性的对话方式。
即便在最理想的3B模式中，仍然存在着对“完成什么”的限定。无论是网络的或面对面方式的协商民意测验，都只涉及一个科学随机人口抽样。在实验中产生的有思想性的、有见地的观点并不被广泛共享，因为国家范围内大规模的公民的理性缺失状态导致了大多数民众仍然采取排斥或冷漠的态度。协商民意测验克服了小范围样本的缺陷，但对没有参与协商的人群基本没有触及(之所以使用“基本”一词，是因为人们也有可能通过媒体目击整个过程)。
最后两个模式(4A和4B)与早先的几个模式差不多，除非它们被完美地实现，否则它们的结果将与3A和3B的科学抽样产生完全一样的结果。如果每个人参与了诸如投票或公投民主这样的大众协商，那么，4A会得出如同3A的民意测验提供的民意同样的观点。当然，公投民主和其他那些尝试包容大多数民众的大众协商模式时常伴随低参与率的缺点，只有部分公众参与其中。有时公投或全民投票在参与率上是如此之低，导致在民主政治的大众选举与SLOP的自我挑选样本之间进行区别变成非常困难。当然，有一些可能的制度补救方法来应对这种低参与率。澳大利亚就有强制投票的传统——对不投票的人进行罚款，而这个制度运行得非常好，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选举参与率位居世界前茅。然而，强制投票制度在改善选民之中的知识或诺言的程度上效果不大，甚至无效果——只是提高了参与的程度，而这一点是已经得到确认的。
最后一种可能性(4B)是雄心勃勃的。正如传统的民意测验(3A)精确模拟了大多数民众意气
用事的意见，而这同样为我们的民主政治方案(4A)所表现，同样的方式，协商的民意测验(3B)模拟了大多数协商的民意(4B)。而后者通常是与事实相反的。换言之，大众通常并不经过协商；在政策议题上，他们通常不具备考虑成熟的判断。那么，这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如何被实现?如何通过面对面或者在网络的方式被实现?
Brace Ackerman和笔者有一份提议。我们把它称为“协商日”。协商民意测验的目的在于激励所有人中的一个小群体去克服这样一个理性缺失的动机，参与大量面对面的讨论达成信息完备基础上的判断——对议题和其他市民提供的富有竞争性的论点具备充分认识。但是设想在一个抽样样本做这件事是一回事，设想为整个社会人群做这件事却是另一回事了。盖洛普的观点是结合媒体和民意测验，可以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很大的房间”。媒体会发送具有竞争性的观点，而且民意测验会反馈民众的判断，这就给人好像整个国家在开一个市镇会议的感觉①。然而，这个设想由于缺乏鼓励小团体协商的社会基础而遭到失败。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个宏大国家的大房间中的一个小房间，房间够大但是没有人聆听。那么相反地，我们更需要分散化的策略。
我们设想一个全国性的假日，在那一天所有的选民会被邀请参与地方协商，他们随后被随机地分配到各个讨论团体，为一星期之后的投票过程做准备。主要政党的候选人会通过国家媒体作演讲，地方上的小团体讨论同时也在召开，并确定一些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会被直接带到各个地方党代表。用有偿支付方式来激励公民投票，庞大的费用会使民主政治变得更意义深长，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公共输入——涉及到大多数的民众，并引向大部分公民增加对那些议题和竞争争论的认知。如果对参与这样一个国定假日活动的激励是积极的，“协商13”就是有效的，而且实际上人们也会变得知识完备，它会使得那些民意测验实验做出的与事实相反的协商意见变成现实。候选人的行为和广告不得不去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即选民无议题上知识是比较完备的。这样一个公共协商将预期对公众对话的其他部分的转型提供一些帮助。
虽然要完全实现这个想法遥不可期，但这毕竟也是思考民主改革的一个别具风味的途径。改革的主要成本是新的假13。比如我们设计一个实存的假日——**选举13来选举下届**。在今年**大选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规划过这个想法。几乎就在同一天，l7个城市的地方电台协商民意测验产生了一些微观统计数据，数据表明，如果民众都采用协商的方式他们的想法会是什么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协商导致了重要的知识增加和意见的变化。地方或国家的协商项目同时也使观念的改变生动化，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具体的人。这不仅可以丰富政治交流的模式，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地方社区的讨论为公民的参与创造良好的前景。
在我们的配置中有两个模式(3B和4B)—— 协商民意测验和协商日可以同时达成两者的价值。协商民意测验的包容性通过一种政治平等的模式—— 每个人有被平等地从随机抽样中被选择的机会表现出来。后者通过大众参与达成包容性。理想化的情况下，每个人实际上都在参与。在这两个情况下，协商进程的本身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深思熟虑性因素——通过材料的简报，小组的讨论，竞选专家的问题和答案，在一个安全的公共环境中共同思考新的信息和竞争的论点。协商民意测验和协商日两种策略，兼容了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两者都反对弱化民主政治和大众参与的声音，两者都是协商实践相同方式的实现，即小组讨论以竞选专家和全体会议模式轮流讨论。不同是这种经验是否被科学抽样，或被某种接近全体民众的方式所保证。前者是经由科学的抽取样本来达成包容性；后者经由大众的参与来达成它。
这样的协商民主对我们开始提到的开国元勋们的反对意见做出了很好的回应。第一，美国的创始人就直接的公共咨询提出了最初的异议，即它可能为乌合之众开了一扇门；在古雅典公众已经杀死了苏格拉底。公众不会专注了解决公共问题所需的不带感情的理由——一种只能指望代表人的模式。然而，对大众的协商机构，我们的经验以协商的民意测验模式强烈地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产生正确的社会惯例被建立，民众将会考虑在功绩方面的意见，新的数据，对公共利益表现得非常敏感。公民言论的标准是小心翼翼地构造一个安全空间，尽可能少地提供情绪性的或利益性的视野，以免激发“多数人暴政”转而对其他人的权利不利。第二，当选民在大多数时候对公共政策或政治议题是相对无知的，这很可能产生将激励转换成理性缺失的机制。当他们参与其中并准备严肃讨论时，人们会关心需要的数据，而且变得更见多识广。无论是协商民意测验，还是协商日的引导，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在于对知识的获取。第三，批评家已经宣称选民处理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上的议题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我们在协商民意测验中发现，观点的变化从两个方面展示了理性的一面：一方面，随着人们获取信息量的增多，人们将改变其观点。正是信息增益驱使了这种变化。另一方面，协商之后价值、经验前提(假定因果关联)和政策态度之间的联系较协商前更为紧密了。协商之后变化了的观点不再任意武断，因为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第四，批评家们宣称，由于民众与政策程序相距甚远，因此，他们宁愿保持距离。因为时常存在实质上的异化和隔离，因此民众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尽管那些受到负面广告和只言片语影响选民的确感觉如此，但并不说明如果他们有机会更多地参与、更多地了解信息时，他们将如何做。我们的经验是，选民欢迎这样的机会，而且视它为转换与政治程序的联系，有种继续融入政治的效应与可能。假使提供一个正确制度的设计，这个问题就能被克服。第五，Sunstein的两极化主张是以模拟陪审团实验为基础的。我们的数据显示这种两极化的可能性对于精确的制度设计是敏感的。这种机制显然产生两极化(偏袒一边的争论，社会的赞成导致人们站在比较受大众欢迎的位置)，可以通过设计一种保证平等以及允许匿名作出最终选择的机制来使得这种声音减弱。来自协商民意测验的证据表明，当一半的议题显示运动到远离平均值的时候，另一半则向平均值靠近，合计出一个不一致的式样。显然，在协商民意测验中存在着平衡的基础—— 陪审团中的主持人、权威专家、提供竞争论点的充分完整的和谐的背景材料。除此之外，因为最后的观点经过私下的调查与集中，参与者不一定要最后表示他们受到议题的影响。Sunstein已经承认他的“团体两极化规律”在协商民意测验的情况下是明显的例外。
最后，有这样一条批评：尝试大众而不是精英阶层咨询是危险的，他们的偏好是十分异类的、变化不定的，公众的意志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 — 这个词来自William Riker。将会有循环传递性(举例来说，支持偏好B胜于偏好A，偏好C胜于偏好B，但是偏好A又胜于偏好C)。如果那些决策被引向大众，由于这些变化不定的选择，集体民主决策的合理性、深思熟虑性将被破坏。然而，如同Duncan Black数年以前表示的一样，如果选民共有一个潜在维度使其偏好形成“单峰”，那就无法达致这个周期。在我们的协商民意测验研究项目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拥有相同单峰维度的参与者的比率在协商之后更容易增加。在与基督徒选民的合作中我们发现，当单峰比率上升时，周期就有可能下降。当周期比使用这个争论的批评更长久时，单峰的增加显示协商的民主政治对那些有着惯性的公共思维的不稳定的周期更具保护性。人们一起讨论问题时可以达到一种可以分享的“大理解”的境界，即使他们不同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假使我们善于创造新的制度设计，集体的深思熟虑性与较好的包容性确实可以兼容。协商允许民众考虑公共利益，变得更见多识广，发掘其能力解决公共问题，使信息充分地投入协商，根据利益而不是团体心理来做出决策，达成一个非独裁的集体政治意志。尽管这个研究项目还远远没有到盖棺定论之时，不过初期的实验结果十分看好将协商引入大众民主，这样就可以在公众可以审慎的条件之下将每个人包容其中。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