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解决流氓性与文盲性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首先，大力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社会建立起普遍而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这是消除诚信缺乏和建设理性社会的基础所在。这里，用经济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变量，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这只是财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一切“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其次，体制创新是关键。这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突破点。要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政府要带头依法行政。在加强诚信和理性建设方面，政府拥有独特的优势。作为社会中规模最大的非市场组织，政府本身的强制力和再分配能力，使其自身在提供规则的服务方面，有着巨大的规模优势和乘数效应。当然，政府本身也是由现实的各种利益主体构成的，所以，政府自身也必须受到监督，要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这里核心是政府在治理行为中必须体现一种法治精神。行政权力必须被置于法律权威之下，任何形式的政府调控政策和规则措施都必须具备充分的法理基础，与规则有关的政策措施的贯彻和实施必须被纳入法治轨道，政府权力的运用应当受到合理制约，相关管理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监督。
     
      再次，文化创新是灵魂。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与传统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相适应的产物，这种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文化肯定会有许多方面的较大差距。所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是当代中国建设成熟市场经济的紧迫需要。首先，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份，不能割断传统。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其次，要创新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其显示出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功能。黑格尔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黑格尔讲演录》，第1卷，8页）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已失去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它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只能显示在不断地改造、创新中。再次，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整体上保持了一种漫漶而又深邃的基础文化特征。马克思主义在近一个世纪的输入与发展中，也已成长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十分深厚的当代传统。另外，西方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也日益渗透并构成了当代中国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所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实现三种文化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真正实现三种文化的融合重铸，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新飞跃；它将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体，也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西体，而是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文化；它将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又具有当代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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