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抽象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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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讨论 ---------------------------------------------------------------------------- ---- 围绕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现代抽象社会中存在各种复 杂的程序技术，但这些程序技术既没有象“工具理性扩张”理论所说的那样，构成了一 个缺乏制约力量的总体化趋势，也不象许多批评“抽象社会”的保守主义者和浪漫主义 者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脱离了与价值理性或社会整合的关系。在这方面，现代抽象社会 中的“程序技术”及其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抽象社会中的程序技术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制衡获得发展。换句话说，理性化 本身不是某种总体化趋势，恰恰是通过对自身总体化趋势的遏制得以实现的。这一点突 出地表现在西欧的国家发展过程。从早期的王朝国家，到绝对主义君主制再到民族国家 ，武断性的任意权力日益为一种连续性的理性的管理权力所取代。而同时，国家权力的 发展正是借助与之相互制衡的城市及市民社会（经济贸易、政治要求与文化建构）的发 展得以实现的，后者是国家的基础权力赖以成长的前提条件。 （2） 抽象社会的“制衡－发展”的格局尤其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 复杂关系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相互推动）和相互渗透，表明通常所谓 “工具理性”并没有构成一个总体化的一元趋势，而是更多表现为：伈煌摹俺绦蚣际 酢敝渫ü嗷ブ圃迹Ｖこ绦蚣际跄芄灰岳硇曰姆绞皆俗鳎佣档投裥苑⒄沟奈 Ｏ眨庹钦翁逑抵兄坪庠蛟谏缁岱只忝嫔系耐乒悖?所谓“工具理性”实际上指 的是一些可以在不同社会领域中广泛应用的技术，所以我们称之为“程序技术”。这些 技术可能是某个现代社会领域的新发明，也可能来自古代或中世纪的某项制度，但它同 样可以在现代社会的其它社会领域中被使用。如韦伯、奥伊斯特莱赫和福柯都分析过的 现代社会中广泛运用的“纪律”，这项技术究其根源受到中世纪修道院苦行实践的影响 ，并率先在军事领域中予以采用，而后扩张到监狱、学校以及整个科层体制。但值得反 复强调的是，象“纪律”这种在不同社会领域中运用的“程序技术”，并没有构成一种 一体化的力量。因为，一方面，从“纪律”本身的角度看，不同领域中的“纪律”，并 没有构成一种“合力”，相反，科层制中的“纪律”钳制了“经济企业”的“纪律”对 社会的扩张，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纪律”则通过大学体制等知识制度制约了政治经 济的“纪律”；另一方面，与许多浪漫主义批评家的观点相反，从纪律与其它伦理实践 和规范秩序的关系看，不同的“纪律”并没有共同形塑一种“单向度的人” （one-dim ensioned man，马尔库塞 1988），因为现代社会的人既没有完全等同于各种角色的扮演 者25，也没有使社会行动化减为对规范纪律的单纯遵守，而是充满了各种复杂的方法和 实践。26“单向度的人”的理论与其说是对贫乏的现代社会的暴露，不如说是暴露了现 代社会理论的某种贫乏。 （3） 在新的强调连续性、可预测性和例行性的理性治理中，关键不再是社会的示 范中心，不再是作为焦点的国王的身体，而是整个社会肌体，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 活和所谓“社会”27生活在内的日常生活。在理性的治理过程中，各种程序技术的运作 并不只是一种单独发挥作用的系统整合，而同时涉及了社会在价值领域的变化，但这种 变化不是用一种新的一元性的规范整合（无论是工具理性、科学理性或功利主义，还是 “公意”和集体良知）取代传统的一元性规范整合形态（教会宗教的整合模式），新的 社会整合不再有单一的焦点、技术或模式。这有两个意涵：首先，在社会整合中，个人 生活秩序的形塑，或者说福柯所谓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成为一个非 常重要的部分，这种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实践，无论在促进国家治理理性的发育， 还是推动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都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而这种伦理实践恰恰 带有韦伯当年指出的“诸神之争”的特点，不同社会个体的伦理实践不再能够化减为单 一的价值取向。其次，社会整合不再仅仅依靠单一的力量，它涉及到规范秩序、伦理实 践、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这一点，从我们下文的论述中，还将更清楚地看到。 （4） 现代社会并没有局限在伦理实践与规范秩序的排他性选择中，毋宁说现代社 会的政治经济秩序是规范秩序的伦理化和伦理实践的规范化相互抵触的过程，这一点尤 其体现在现代人的认同建构与意识形态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 我们的论述强调的是不能忽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构成了现代性的 关键特征。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多个现代性，它们相互 纠缠，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地共同发展。尽管许多学者（例如图尔敏、列奥·斯特劳斯 ，以及昆德拉）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无论是图尔敏的“两个现代性”，还是斯特劳斯 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都仍然更多是将现代性的复杂性看作是前后相继的阶段，而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这种复杂性不仅展现在现代社会发展的 每个阶段，体现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如我们简要分析过的政治），甚至体现在一项具体 的制度安排（如宪法），一个人身上。卢梭的思想，即包含了某种将伦理实践予以规范 化，总体化的倾向，从而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乃至极权主义倾向的内在组成部分，但 同时也构成了对某种展现总体化趋势的经济生产模式和现代科层体制的批判，成为反拨 所谓“工具理性”的浪漫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而同时他对规范性和普遍性的强调又成 为现代人民主权与民主共和观念的重要资源。28我们当然可以将所有这一切“捆绑”在 一起，予以批驳，但这样做的同时实际上犯了福柯所谓的“启蒙的讹诈”的错误（福柯 1997）。既忽视了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丧失了这种复杂性带给我们的开放性选择。 不过，我们的分析仍然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即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现代抽象社会 中各种程序技术的“抽象性”呢？是否我们的分析实际上与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 些学者一样，将这些程序技术的抽象性与一种神话化的启蒙理性联系在一起，因此，我 们只是否定了“工具理性扩张” 的技术论，却反而承认了 “工具理性扩张” 的精神论 ？难道意识形态这种抽象价值不是和科层制这种程序技术结成了一种“阴险的同盟”， 成为席卷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精神吗？而我们所指出各种程序技术的“抽象性”又是怎 样与我们关注的现代社会的伦理实践、生活秩序和规范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呢？特别是， 社会科学对于普通社会成员理解现代社会的“抽象性”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要探讨 这些问题，也许我们要从倍受争议的现代“市场”制度入手。 个人主义与抽象认同 ---------------------------------------------------------------------------- ---- 1． 抽象市场与“个人权利” 正如一位观念史学者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市场尽管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却几乎从未在观念上赢得过普遍的赞许（Hirschman 1985）。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几乎无不涉及与市场有关的制度。从博兰尼到布劳代尔，知识界中充斥了对取代了早期 的面对面的具体交易的现代抽象市场的怀疑，甚至将所谓“市场社会”看作是20世纪诸 多罪恶（如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博兰尼 1989），而这种批评又往往与其它社会科学学 科和经济学中的异端学派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混淆在一起，使我们至今仍然缺乏 一种真正的关于现代抽象市场的社会理论。29 现代社会的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重要特点就是交易的抽象性。30发生在 具体的交易场景中的每一次具体的交易活动，主要不再借助传统的“面孔管理”和各种 具体的根植性网络31，而是借助现代市场的抽象机制来消除交易成本，解决信任问题， 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在布劳代尔眼中，这种市场根本不是市场，而是“资本主义”，是 真正的透明市场的死敌（布劳代尔 1992，Wallerstein 1991:202-6）。32而在我们看来 ，现代市场并非一个透明的现实，而恰恰是一个抽象的机制。而且，抽象市场的复杂性 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抽象社会或所谓“工具理性”问题的复杂性。 与现代抽象市场的运作相关的问题中，信任问题与欲望问题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 方面。 正如社会理论经常利用教会宗教的整合模式来理解现代社会的整合一样，社会理论 也经常使用发生在具体的市场场所中的交易来理解现代抽象市场。在抽象市场制度形成 之前的市场交易中，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办法在于借助一种建立熟悉（familiarit y）基础上的关系网络的人际信任关系（Luhmann 1979）。同时，交易的简单性（商品的 简单性、通过交易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简单性）也为检验交易提供了非 常方便易行的基础。而与现代市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交易本身的复杂性的增加。首先 ，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专业分工，使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交易链日益延长，不再象 传统的农村集市贸易那样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面对面”地进行交易。商业（或 贸易）发展的社会学意涵实际上是将传统一次完成的交易分化成由无数次“小交易”联 系在一起的交易链。这种漫长的商品交易链，很难再仅靠人际信任网络来约束机会主义 行为。其次，商品本身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许多商品本身不仅是“机器的产品”，它 们就是“机器”。而这一点对传统的检验商品的方式（如简单的试用）提出了挑战。而 且商品消费本身的符号性日益增加，使围绕交易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新的特点。33 最后，交易本身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现代社会中的交易，更多并不是为了使用（或消费） ，而是为了进一步的交易。商品交易，正象德里达笔下的能指，正是在不断延迟的过程 中才获得所谓“意义”。上面的这些新的特点为交易过程中信任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 挑战。 那么，每天发生在现代抽象市场中的无数日常交易是怎样进行的呢？至少从表面上 看，我们会发现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安排，诸如商标、广告、各种商品标准和大规模的标 准化商场以及与这些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法律关系。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广泛使用 一种将各种交易中涉及的因素予以普遍化的程序技术。正如早期现代性的批评家们已经 看到的那样，手工艺者手中制造的带有人为差异性的物品为新的大规模的同质性商品所 取代，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工业革命的自然结果，依靠商标与标准化的技术流程来 保证的商品同质性，既是一种技术上的同质性，也是一种符号上的同质性。商品的这种 同质性不过是整个交易过程普遍性和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在每一次“购物”过程中，都 市中的普通人都从陌生的销售者手中，用各种货币形式换取来自陌生的生产者的商品， 这种交易形式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任何不安，因为他们对整个抽象市场具有一种卢曼所 谓的系统信任（Luhmann 1979）。即使偶尔发生的个别“事故”，也并不能降低他们对 交易系统的信任，正如与个别的交易人（如销售人员）之间的人际信任，也不会从根本 上增加他们对交易的系统信任一样。但是，交易要素的普遍化又是怎样解决信任问题的 呢？ 韦伯对新教教派的经典研究，实际上处理的正是交易中的信任问题（Weber 1991： 302－22）。韦伯想要回答的是，对一个陌生人来说，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与交易的 可靠性有关的信息。而一个人的新教教派的成员资格，本身就表明了这个人的相应“品 质”。用韦伯的话说，教派成员意味着是一种道德品质的证书，这种证书，确保了一个 人在社会中的信用关系，从而直接提供了一个降低交易成本的保障。换句话说，韦伯发 现，现代交易依靠的不是对一个熟人的具体的道德判断（“面孔管理”）34，而是借助 对一个陌生人的范畴性理解，或者说类型化的知识。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抽象市场 中，对交易中涉及的各种要素，解决信任的关键不再是各种直接性的、人格化的互动关 系，而是某种通过同质化和普遍化获得抽象性的关系。这样并不是说交易完全变成了物 与物的关系，是现代异化的根源，恰恰相反，交易依旧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但不再是 熟人之间的面对面关系，而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关系，正是这种抽象关系才使现代 抽象市场中的信任问题得以解决。也就是说，系统信任的重要环节是这种抽象关系的存 在。 那么这样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事实上，这种抽象关系 正是在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纪律的基础上形成的。面对现代早期城市中的陌生人，倡导 新斯多噶派的学者，试图在理性的自我控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 ， “不再基于不可信赖、反复无常的个人纽带、个人忠诚和个人情感，而是基于抽象和 一般性的社会关系。一句话，基于义务而不是爱”（Bouwsma 1990: 37）。那么这样的 抽象关系，是否会把现代人变成一种“单面人”，是否是一种“工具理性”在人身上的 反映，最终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冰冷的世界？这样一种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关系是怎样构成 的呢？这种抽象关系会不会导致社会整合方面的问题呢，导致一种社会失范甚至社会的 解组？对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回答，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我们只是尝试找 到回答问题的一些线索。 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抽象市场的一个重要分析，就是揭示了这种抽象市场潜藏了 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这种在市场的抽象性和普遍化（交换价值）与人的具体社会互动 （劳动产生的价值）之间的内在矛盾，由于私有产权（一种特殊形态的个人主观权利） 的存在，造成了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可避免的危机。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人的 无限占有能力与有限的消费（需要）之间的潜在矛盾。因此，经济危机问题的实质是马 克思从需要理论出发对现代抽象市场进行的科学批判，这一批判的要害是社会抽象机制 一方面与以占有形态出现的个人主观权利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却又于各种普世化的现 代抽象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马 克思 1975）。 但实际上，与传统的具体交易不同，抽象市场中的交易更多诉诸的不再是“自然” 需要，而是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特殊之处在于：首先，现代人消费的不 再只是各种布劳代尔所谓“没有变化“的必需品，而是不断变化的时尚。自从十九世纪 初，从英国开始，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国的“消费革命”，将现代人带入了一个消费社会 。受到以广告为突出代表的大量的欲望生产机制的影响，人们不断产生消费商品的新的 动力，新的需求，从必需品扩展到所谓舒适品（decencies），乃至奢侈品，从而产生了 全新的需求结构（McKendrick et al 1982）；其次，对于绝大多数舒适品和奢侈品来说 ，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不再简单是一种快乐的满足，而是利用闲暇时间对欲望进行再生 产，意味着将每个消费者的闲暇时间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抽象空间（Scitovsky 1992， 特别是p.59ff）。最后，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现代商品的复杂性体现在所谓“生产资 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新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与文化研究 中的商品消费理论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告诉我们，消费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生产过程。它和 所有生产一样，意味着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与整个传播工业联系在 一起的电视和电子计算机这样的商品中。这样，消费就不仅仅是“舒适” 的增加，还意 味着投入大量时间，以特定的纪律方式来进行生产。因此，“消费社会”的重要意涵不 再仅指在现代社会中普通人日益广泛的消费活动，而且还指这种消费活动具有的反身（ reflexive）特征，即消费活动本身作为生产过程往往带来了更多的消费。 但是，作为这种欲望生产机制的前提，却是整个公民权的发展历程。正是从公民社 会中发展形成的公民权，逐渐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发展到了社会权利，进而通过对“ 社会”的治理，以及福利国家的发展，使西方社会培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阶 层。从而导致社会等级距离日益缩小，这一社会分层方面的重大变化不仅为通过欲望的 模仿进行的时尚传播提供了社会渠道，而且也为普通社会成员提供了追逐时尚的能力， 从而真正实现了所谓“消费的民主化”（McKendrick et al 1982）。这种社会结构的重 组，对整个市场机制的运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这些追逐时尚的中产阶级，构成了 那些不断通过欲望生产来进入抽象市场的陌生人，他们正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主 要动力。 2． 制度化个人主义与深度自我：回到涂尔干 欲望问题与信任问题，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这一点上，汇合在一起了。作为欲望 生产者的消费个体，正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基础。不过这种现代个体，在完成一个欲望生 产者的建构过程中，还有另一个经常为经济学家所忽视的方面，那就是自我的纪律构成 。 一个欲望生产者，并非一个任意胡为的暴君。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成功将自己构建 为“利益”主体的人，一个用“利益”来管制泛滥的激情的人。35因为正是在这一过程 中，个人成功地实现对自我的治理。一个自利的主体，从他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意义上 讲，是一个理性的主体。而当这种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从“自爱”进一步发展成为“爱 钱”（money-love）的时候，主体的抽象性特征就更加鲜明了（Hirschman 1977）。因 为，货币正是属于陌生人领域的抽象媒介，在带给人自由的同时，形塑了客观的生活风 格（Simmel 1978）。 埃利亚斯曾将对激情的纪律化管制称为“文明化”的过程（Elias 1978）。正如我 们在讨论“孟德斯鸠命题”时已经提到的，当这种文明化过程从宫廷社会向社会中的中 产阶级（市民）传播时，最有力的手段恰恰是贸易的发展，也就是在现代市场中的各种 交易行为。这些交易行为推动了一种所谓强调“礼貌”的“贸易人文主义”（Commerci al Humanism， Pocock语）的发展，并进而构成了“文明/市民/公民社会”的基础。 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样一些彼此礼貌相对的绅士，却很可能会陷入到一场“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社会理论中，继亚当·斯密之后36，涂尔干对制度化个 人主义的论述，正是试图揭示这些个人主体是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 涂尔干告诉我们，现代个人主义并不是社会瓦解的力量，摆脱了功利主义的个人主 义能够实现社会整合。其前提是将个人主义提升到一种卢梭或贝拉意义上的“公民宗教 ”（civil religion）的地位。在涂尔干看来，“这样一种伦理，就不仅仅是一种卫生 保健的学科，或一种生存的审慎经济学，而是一种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人同时是崇拜 物和神”（Durkheim 1973：46）。那么这样一种“个人主义宗教”又是怎样实现社会整 合的呢？ 如果回到我们上一节讨论过的抽象市场中的信任问题与欲望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 ，涂尔干的一个论述非常重要。涂尔干指出，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宗教中，个人尊严的重 要性，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品格，他与他人相区别的特殊性，而是它与所有人共享的东西 ，即每个人都分享了人性。因此，抽象市场运作的各种程序化技术（同质化与普遍化） 的基础，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主义宗教”中的普世化的主体（universalized subject） 的构建，斯多噶派利用纪律建立的抽象关系，实际上最终正是促成了这种“普世化主体 ”的出现。 那么这样一个主体又是这样构建起来的呢？涂尔干敏锐地指出，在观念论的个人主 义中，包含了一种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的因素，社会学本身是引向道德自主的 重要途径。为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人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才完成了自我的治理，将自我构 成了观念论的个人主义。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个人主义的自我不仅仅是利 益主体，他是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深度自我。首先，正如福柯对忏悔技术发展过程的研 究所揭示的，现代主体构成自我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将自我不断地加以细致的考察，进 行反复的言说，将自我转变成为话语，最终成为科学的对象（福柯 1979）。尼采笔下所 谓德国人（其实就是我们的现代人）与“抽象”联系在一起的“内倾性”（inwardness , Nietzsche 1995:112ff），正是这种自我检查（self-examination）过程生产出来的 深度自我。其次，主体性建构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各种“人的科学”的发展。福柯对 这些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科学的兴起与人们试图通过获得更多的有关主体的知识 ，从而实现对主体和社会的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深度自我在政治、经济和法 律方面的一个重要产物，就是占有性个人主义（Mcpherson 1962）及主观权利的理念（ Skinner 1994）。而这些理念的形成与个人构成深度自我的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突出 地反映了社会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的联系。正如赵晓力（1998）在一篇研究中指出的， 近代社会法律的发展过程，涉及的不仅是一种客观权利的简单法律编纂，还是一种“法 律人”的形塑过程，是将客观的法律权利转变为一种“主观权利”的过程。因此，通过 法律进行的治理，就要求社会中的普通人能够“为权利而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 义务。 正是纪律，礼貌，争取主观权利这些机制不同，在发展中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过程 ，促进了以深度自我为基础的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这种个人主义，既是“利益主体” 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欲望生产与文明化），也是“公民宗教”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主观 权利与深度自我），而纪律等技术将现代个人主义的这两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 往社会理论更多地只是将这些特点作为现代心态的特征予以考察，却很少注意到正是这 些看似个人性的方面，构成了从抽象市场到现代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这些 所谓程序技术在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价值理性”实践。 3． 抽象认同与现代社会的范畴机器 现代社会中以深度自我和欲望生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出现，是作为抽象市场运作的 主体化前提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种普遍化的范畴知识的繁衍增生。事实 上，在涂尔干所谓观念论的个人主义中，现代个人分享的并不仅仅是含糊的人性（普世 化的主体），还涉及各种一般化的范畴知识与抽象认同。 “工具理性扩张”理论最悖谬的一点就是这种理论既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受到各种 缺乏价值理性的实质内容的程序技术的支配，而同时却又认为现代社会中充斥了各种抽 象观念，使个人生活在一个由话语、意识形态或符号构成的表征世界中。这种理论的倡 导者很少注意到，现代社会的这两个特征，程序技术和抽象观念之间存在着非一元性的 联系。 “书的出现”（Febvre and Martin 1976）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它使一种以书写语言为中心的文化逐渐取代了口头文化。正如图尔敏指出的，这种 书写文化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重要环节（Toulmin 1990）。它是抽象话语取代实践哲学 的一个先决条件（参见Hadot 1995）。书本带动了语言的标准化，同时随着所谓“印刷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语文的推广。借助民族语言的发展，世俗知识分子逐渐 构建了抽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形象，从而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话语基础（Anders on 1991）。不过，民族国家，还仅仅是现代社会中各种“想象共同体”或者更准确地称 为“抽象共同体”（James 1996）的一个例子。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特点，就是这类“抽 象共同体”日益增加。阶级、民族、文化、性别诸多认同标准，成为改变现代社会格局 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些抽象认同的基础上，才发展形成了各种具有典型现代色彩的社 会运动、集体行动乃至社会革命。无论阶级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各 种在60年代兴起的所谓“认同性政治”（或称为“身份政治”，参见Calhoun 1994）， 构成了从普遍化的（人性）主体向多元化的（认同）主体的发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前者已经为后者所取代。恰恰相反，认同主体仍然是作为经典现代性的人性观念的一个 自然发展。因为，这种认同主体的增生不过是现代社会中各种范畴知识的一个反映罢了 。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陌生人的社会中，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一套 复杂但迅捷的分类图式，针对一个陌生人或事物，这些“范畴化机器”能够迅速提供相 关的信息（Schutz1973, Sacks1992）。当然，这些范畴知识，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 物。但只是在充满陌生人的现代社会，这种范畴知识构成的“范畴集合”（category s et），才取代了传统基于“熟悉”的“面孔管理”，成为社会整合的关键。社会成员的 主体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有关自身和他人的各种“范畴知识” （Sac ks 1992）。正是借助这些范畴知识，互不熟悉的陌生人之间才能实现社会的整合，才能 进行诸如市场交易这样程序技术的运作。 在“范畴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所谓“人的科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是各门人的科学提供了有关各种不同的“社会范畴”的相关知识。社会学、人类学 、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各种角色更为含糊的所谓“性学”、“犯罪学”、“国 家学说”、“妇女学”等等，都是现代抽象社会庞大的范畴化机器的零件，构成了鲍曼 所谓“权力－知识复合体”中不可缺少的环节（Bauman 1987）。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这一过程中，这些所谓的“社会科学”（其中尤以社会学的角色最为暧昧不清）发展成 为社会的某种操作性的道德哲学（Wolfe 1989），实现了涂尔干当年所期望的结果，通 过社会学实现社会整合。只不过不是借助对道德的社会学研究，而是通过各种范畴化知 识的生产过程本身，对社会的道德构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正是这些范畴化机器 ，生产了各种既具有所谓普遍的人性（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各种与“普世的陌生人”有 关的主观权利），又体现了复杂的抽象认同（与性别、阶级、种族等范畴相关联的知识 ）的现代主体。同时，这些范畴化机器，还是意识形态政治与抽象市场中的非人格化的 交易的重要前提。总之，正如帕森斯早已认识到的，这些普遍性的价值，是现代社会中 与各种陌生人交往所必不可少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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