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抽象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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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几点讨论 ---------------------------------------------------------------------------- ---- 1． 一个简短的总结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的抽象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程序 技术，而另一方面是各种抽象价值、意识形态和范畴。现代抽象社会的这两个方面之间 存在着各种复杂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围绕主体化过程展开的各种 伦理实践和规范化努力，从这一点来看，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 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国家、抽象市场、意识形态政治、市民社会等许多 方面，通过常规化（normalization, Foucault 1977）的伦理实践所建立起来的纪律都 是程序技术得以正常运作的重要的相关力量，而同时，另一些借助纪律的伦理实践则努 力克服规范化，从而获得自由与批判的空间（Cutrofello 1994），因此，我们应该充分 地认识到这种纪律所具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也许正是现代性的两面性的突出反映。 所以，无论是认为现代社会仅仅是由程序技术构成的“工具理性扩张”的技术论，还是 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程序技术与各种抽象价值一起构成了某种席卷一切的“工具理性”精 神的精神论，都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程序技术的复杂性，程序技术与抽象价值 之间关联的复杂性，以及主体化的伦理实践的重要意义。因此，现代抽象社会，既是程 序社会、纪律社会，也是礼貌社会和文明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现代人，能够在 日常生活中不断地与这些程序技术打交道，在不断的互动中再生产出各种程序技术，并 运用各种策略调整、发展、偷换、挪用、架空甚至彻底改造这些技术，这样做的前提条 件是现代的陌生人能在礼貌、文明、自律和抽象化、普遍化的范畴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各 种不同形式的自由实践（福柯 即出b）。而“工具理性扩张”的理论却对现代社会的这 些重要实践视而不见。 从这一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无论在纳税和军备中苦苦挣扎的早期绝对 主义国家，还是试图解决信任和欲望问题的消费市场，都广泛存在程序技术与抽象价值 之间的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教会宗教整合的模式，即在程序技术与 价值理性之间建立一种一对一的支配性关系。好象前者决定了后者，或者后者构成了前 者的反映。37与这样一种“粘连”式的关系不同，在现代抽象社会中，同样具有抽象特 征的程序技术和价值理性，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在任何一种程序 技术背后，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抽象价值的冲突力量，这正是韦伯所谓“诸神之争”的 意涵；另一方面，抽象价值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直接决定程序技术的运作，程序技术可 以相对自主的发展，但恰恰是因为存在大量制约程序技术的抽象价值和伦理实践，才能 保证程序技术的程序性，而且抽象价值还通过伦理实践，通过现代的“主体化”过程来 间接影响程序技术的运作过程。正象我们已经在现代国家和抽象市场中看到的，与渗透 在许多理论与常识中的“意识形态”相反，程序技术并没有排斥人的主体化的重要意义 ，后者的形塑方式对于前者的发展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在现代抽象社会 中，分化的程序技术（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了相互渗透和相处制衡的关系），多样化的抽 象价值、观念或范畴知识与自主的伦理实践，构成了理性化的内在张力，使多元的理性 化成为一种内在推动的过程，一种通过制衡得以发展，通过冲突得以生存，通过历史来 构建的普遍性，甚至通过风险、不确定性乃至危机得以整合的动态机制。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社会中并非没有与这些“模式”相反的制度尝试。这些 尝试，比如法西斯主义，正是试图将程序技术与单一的抽象价值联系起来，并同时试图 排除各种自主性的，难以同质化的伦理实践的作用，全面控制日常生活的秩序。事实证 明，这种韦伯当年已经预见的理性化的“极端”发展，与“理性化”的主要趋势恰恰是 背道而驰的，它没有借助理性化的张力，而希望在排除一切异质性的力量、排除所谓“ 危机”和“矛盾”的基础之上获得“纯粹”的发展，结果恰恰是导致了一种“总体化” 的危机。因此，如果说真的存在所谓的“工具理性扩张”（无论技术，还是精神）的话 ，它并没有出现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和抽象市场中，相反却出现在集权化的、单一国 家控制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总体国家”中。从这一反例，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理 解在现代抽象社会中的程序技术与抽象价值之间的关系。 2．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世界系统与缺乏能动性的理性化 对发生在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化过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 化过程。尽管今天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诸多反思，使“现代化”这样一个用语 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甚至不受欢迎。但在制度层面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本身 却仍主要是由制度移植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渗透构成的。不过，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制 度移植和制度渗透，与当年德国或者东欧等国家所谓“第二期现代化国家”的情况有着 根本性的差别。 尽管这两种制度移植与制度渗透的过程，都是发生在世界系统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 带，但除了世界系统本身发展的系统化程度不同以外，最重要的差别是发生在抽象价值 与伦理实践的层面。 尽管我们说，西欧的理性化进程包含了“社会设计”38的痕迹，甚至伴随法国大革 命及其后的意识形态政治的发育，出现了一种“完善社会”的观念，意识形态政治中还 包含了社会工程的理念。但总的来说，西欧的理性化进程是一种借助相互制衡的复杂力 量关系之间的冲突来实现的自发过程。39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移植，却是典型的人 为设计的社会工程。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无论是信奉现代化的世界取向的知识分子，还 是强调本土化的民族取向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然而，在这种设 计过程中，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40，理性化的移植都变成了单纯移植程序技术。在 世界系统中的“经济话语”（Block 1990）的背景下，这些程序技术被认为是提高国家 或民族竞争力的唯一手段。文明的发展被化减为一种技术的发育，无论是国家的社会动 员能力，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都完全从这种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甚至传统视为 抽象价值领域的大学、科学研究甚至文化艺术，也往往被“工具化”为科技力量或“综 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国家垄断了整个制度建设的过程，而知识分子则扮演了一个心态 矛盾的同盟者的角色。 不过，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制度建设过程（其核心是所谓的“国家政权建设”41）实 际上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谬境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现代社会的程序技术，在 运作时恰恰是借助彼此之间在分化条件下形成的制约，借助来自抽象价值方面的多元化 张力，借助伦理实践形塑的现代主体，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却因为对程序技术的片面强调 ，使这些程序技术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程序技术”。由于缺乏分化带来的制衡，特 别是在行政、法律与经济领域之间缺乏制约，使这些领域中似是而非的程序技术建设， 最终却导致了“寻租－腐败”的恶性循环；由于缺乏来自抽象价值方面的多元化张力， 这些国家在围绕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公共话语空间，从未真正发育成熟，而且往往为“ 西化”与“原教旨主义”之间无益的两极化争辩所控制，更为关键的是，多元抽象价值 的缺乏，使这些国家从未真正建立制约政治科层制与经济市场的极端发展与恶性结合的 文明/市民/公民社会；最后，正是由于伦理实践方面的薄弱，这些国家才真正体现了贝 尔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89），在某些表面性的经济繁荣的背后，欠缺价 值的支撑和制约，真正贫乏的时间，成为一种空壳式的现代社会。而且这种“伦理实践 的真空”，还直接导致了市场、国家、社会中各种程序技术难以真正按照程序来运作， 各种结合传统做法的“变通”策略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 当然，发展中国家这种缺乏自发能动性的理性化过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程序技术的制度渗透（特别在经济方面，如跨国公司，全球的市场 等）远比伦理实践和抽象价值的“渗透”要更广泛和更容易，也更有“成效”。表面上 ，后者借助日益全球化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发展，通过电影、电视、新闻等手段能够在全 世界更迅速地传播，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抽象价值”和伦理实践，需要远为复杂 的本土参与的文化建构和社会组织，但这些往往受到认同政治（或所谓“承认的文化” ）和经济的双重挤压，遭受唯制度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共 同排斥，难以在“被系统扭曲的”程序技术和盲目追赶的“观念时尚”之间找到一席之 地。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许正是在这里，面临最艰巨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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