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长达20多年的高速发展有理由被视为“奇迹”。但是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时候，我们也有理由表示担忧。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约占ＧＤＰ的45％，ＦＤＩ约占ＧＤＰ的40％，中国经济外延性增长的特点在这两个数字前暴露无遣。同时，在我们津津乐道的不断增长的出口总额中，其实也在不经意间出现了很多专家所称的“虚假繁荣”。例如，在今年中国4300多亿美元的出口中，有50％是由外资公司贡献的。而在其中占1／4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高达87％的份额是来料加工，这还不包括独资公司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处于价值链底端的中国企业，不仅普遍挣的是低廉的加工钱，而且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价值链高端公司以知识产权或技术壁垒为由的打压。也就是说，世界工厂要想在价值链上从加工这个环节往上爬，并不轻松。
    合资给中国带来的诸如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好处有目共睹，且得到广为宣传，但是，在目前中国这种外延性经济增长模式的指导下，合资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比如合资依赖、技术依赖、乃至消磨了一代人自主创新的志气导致我们丧失了很多赶超的机会等等，却并未得到充分认识。
    美国政府智囊机构兰德公司早在1980年代就指出，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也就是说，技术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当日产总裁戈恩指出中方合资伙伴、中国的明星企业某汽车集团的贡献为零时，他只不过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没有自主技术，即使在控股的情况下，企业经营管理大权仍然避免不了旁落，而且还丢了尊严。
    美国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时期成立了一个和内阁平级的“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该机构为执政政府，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不断推出《技术与国家利益》的政策指导。该报告承认过去50多年来，技术是为美国带来高附加值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惟一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承认联邦政府在技术进步中所发挥的重要角色。该报告为政府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政府干预，以及建立政府和产业联盟等。这在当前新自由主义盛行，在反对政府全权干预从而矫枉过正地认为政府干预就是错的中国，希望能有启示意义。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驱动的工业发展仍然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质和国家利益。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对这一观点都不持异议，在中国却未引起相当的重视，这很值得深思。
    同样需要警惕的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迷信。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的优势仅在于劳动力密集型而不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一位日本经济学家说，如果日本相信了这个理论，日本就没有今天。日本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产业优势在美国；发展照相机的时候，优势在德国；发展手表的时候，优势在瑞士。现在日本正在研制大型客机，尽管众所周知全球市场都被波音和空客垄断。
    所以，对中国这样起跑线只能是价值链底端的后发国家来说，是把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内容的技术进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时候了，并且要在不违背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中，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植作用。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在自主技术驱动下向价值链上端提升，成为产品附加值高、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才可能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当前，业界、学术界对引进外资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重新思考日盛，以此相承，另一条道路——自主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倡导。本报记者专访了科技部研究中心顾问、原国家科委委员贾蔚文，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对于自主技术创新的意义、重新认识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在扶持本土科研能力提升中的作用等问题，他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访谈
    记者：在由温家宝总理牵头、正在拟议中的中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您（贾蔚文）建议把“经济建设要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改为“经济建设要转移到依靠以自主创新（或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您希望传递一种什么信息？
    贾蔚文：自主创新这个问题之所以沉重，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在任何领域都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可以说，自主创新薄弱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沦为“附庸经济”。
    大家都意识到科技对经济的影响，其实，经济同时也在影响科技的发展，二者是不能被割裂来看待的。
    这就要谈到一个提法。1980年代，中央曾提出“经济建设要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种提法有其积极性，因为科技本身不是目的，要面向经济，最终要看其能不能为经济发展服务；经济要依靠科技来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一提法也有局限性——它把经济和科技完全看成两个平行的系统，实际上，在经济领域中，科技能否发挥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科技工作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发展模式影响着科技的应用。
    以汽车为例，在目前合资的状况下，能不能很好地发挥科技的作用呢？很难，因为外资并不希望如此，最核心的研发还在母国。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在《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的报告中说，“在自主开发的企业中，技术人员是掌上明珠；在合资企业中，技术人员是一堆垃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凡是这种引进生产线、引进装备线的模式，科技人员起不到太大作用。在大部分合资企业中，我们的技术人员实际上主要做了翻译、技术维护工作。我们在合资过程中只学到最简单的生产操作和最简单的生产管理，核心技术都不在我们手里，因此权力就不在我们手里，我们没有控制能力。
    当然，引进技术是我们的长期政策。问题是我们到底把引进技术放在什么位置上？引进技术的最终目的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这需要我们处理好引进技术与自主研发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在大范围、不计后果、不强调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合资中，我们的损失很严重。这制约了发展，束缚了研究开发，养懒了几代人，志气都被消磨掉了。
    不过，我们很高兴地发现，目前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正处在民族精神的觉醒期，在软件、芯片、汽车等很多领域，出现了不少立志自主研发的企业。自主研发的企业很艰难，但只有这条路才能走下去。
    我们泛泛地讲科技、泛泛地讲科技进步已经不行了，这两个概念不能等同起来。引进技术不是引进科技吗？来料加工不具有科技因素吗？都有科技因素，也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些税收，但是，科技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才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才是我们的生命线。
    科技创新最大的特点有两个：第一，从创新角度讲，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技术、经济、乃至教育培训一体化等内涵，它首先是经济概念，不是纯技术的概念；第二，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从产品概念开始，经过研究开发、工程化开发、生产能力的开发，一直到市场的系统工程。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1月17日视察中科院时，提出“科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是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他把科技和科技创新分开了，这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记者：在推进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政府能做什么？
    贾蔚文：在现行ＷＴＯ规则下，政府仍有很大余地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做大做强。政府在政策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现在的很多政策不公平，实际上某些领域中合资企业享受到的优惠比内资企业多。我们要扶植国内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不等于不扶植我们自己的企业。
    程控交换机是一个中国自主研发取得成功的很好例子。程控交换机经历了三步，1970年代末我们的交换机完全是机械式的，1980年代初出现电子式的程控交换机。因为产品技术落后，第一步采取的方式是购买国外产品，第二步是合资，我们甚至一度出现了“七国八制”的情况。在当时的状况下，一些企业的科技人员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发展前景，没有自己的空间，下决心自己做研究开发。这就走到了第三步——自主开发阶段，开发出“五朵金花”（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和金鹏）。到1990年代后期，自主开发的产品跟进口产品没太大区别，中国市场上也基本上是自己的产品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企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外，政府的扶植也有很大帮助。1998年5月18日，针对程控交换机行业的政府扶持问题，科技部联合电子工业部、邮电部、信息产业部等部委负责人给中央提了五条建议，很快就得到当时总理朱镕基的批示。
　　要把某个产业做大做强，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一旦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就要加以支持和扶持，而且这种支持和扶持是正当的，国外惯例都如此。
    科技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但为谁所用、怎么用是有国界的。它要服务于不同集团的利益，最终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利益。
    倪光南：在信息化时代，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这意味着传统公司只要不前进，就要被淘汰。而且由于ＩＴ技术有跳跃性，后发国家有很大的机会。因此，在符合ＷＴＯ规则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仍然可以给予很多支持。
    举例来说，虽然政府出台了18号文件，大力扶植本土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可以说在战略上加以重视了，但支持并非全部到位。我们出台了《政府采购法》，但关于政府软件采购的法规还没有出台，况且出台之后还存在实施的问题。有人估计政府采购软件的投入可能达到200个亿，如果其中大部分用于采购本国软件，本国软件公司不仅能拿到钱，还能拿到市场。
    我觉得，政府选择软件的标准应该是：如果本国软件能满足使用需求，就应该优先使用本国软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政府采购是代表纳税人还是代表本单位的兴趣爱好？比如，慕尼黑政府曾把14000台电脑操作系统全部从Ｗｉｎｄｏｗｓ换成Ｌｉｎｕｘ，因为Ｌｉｎｕｘ平台上没有垄断者。
    记者：高科技领域因为技术的跳跃性，后发者和小公司同样拥有技术创新的机会。但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其他很多制造行业来说，它们的技术是有继承性、连贯性的，那它们技术创新的战略又该是什么呢？
    倪光南：用ＩＴ带动其他传统行业。比如我国制造的机床出口很便宜，但到国外装上控制系统后变成数控机床，价值就连城。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去做？加入ＩＴ技术，传统机床变数控机床，普通家电变信息家电，这样，不仅ＩＴ本身得到了发展，也给传统公司增加了附加值，增强了竞争力。
    记者：现在对政府是否可以介入标准的制定和强制性推广有很大争议。您认为什么样的核心技术、什么样的标准是一定要自己做的？
    倪光南：首先是和安全有关的，例如ＩＴ领域的操作系统、ＣＰＵ之类的关键技术。中国不是个小国，与安全有关的技术是不可能依靠任何人得来的。这些技术在市场上已经形成垄断，所以，如果不下大决心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
    还有就是对国家经济有很大拉动作用的技术，比如汽车。当然汽车也牵涉到国防。
    标准战略非常重要，产业竞争往往是从标准竞争开始的。有些标准可以用国际标准，但有些关键技术、重要应用要用自己的标准。国际有些标准，比如通信领域的标准，往往涉及到专利，如果我们不发展自己的标准，就会面临交专利费的问题，还可能遇到期很多限制。作为产业发展来讲，一些重大技术，相关标准必须能由自己主导。这并不是歧视，因为标准仍然是公开的，可以公平竞争。
    记者：作为中国制造业乃至高新技术标本之一的联想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比如没有核心技术，利润不断摊薄？
    倪光南：很明显，在ＩＴ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都以自主创新为主导，比如，联想、方正、四通都是依靠自主创新产品而发展起来的。在一项技术还没成熟的时候，公司需要重点搞开发。一旦开发出来，重点就是推广，抓生产、销售、服务。所以，从企业运作来讲，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是不可隔离的，是有机的。
    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注重市场和科技的结合，也就是科技的产业化。有些人不了解情况，以为联想是靠做买卖、靠卖“彩电”、“旱冰鞋”发展起来的，是先做贸易，再做生产，后来有了钱才去搞开发，其实，联想从来不是把技术和市场分割开来才发展出来的，而是将两者密切结合发展出来的。
    记者：联想也有过调整，后来在科研上也投入了很多，但事实证明，转型很难。联想尚且如此，您觉得其他企业的突破口在哪里？
    倪光南：联想刚好处在ＰＣ行业，核心技术被垄断，所以转型很难。虽然它曾经有机会做芯片、做通信、做软件、做网络，但没有把握住机会。但并非所有公司都这样。事实上，在ＩＴ领域有大量新的需求出现，很多领域还没有形成垄断，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强调发展核心技术，相信很多企业会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