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利用外资实现切实突破。我国利用外资地区倾斜的长期格局进一步导致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失衡。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虽在总额上有所增长，但在全国所占比重没有大的改变，西部地区甚至一度有所下降。今年，东部地区新设外资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增长1.5%、25.58%和0.91%，其中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总额的比重达88.8%；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降幅较大，达28.64%，占全国总额的比重较上年同期减少2.9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新设外资企业数和合同外资金额分别下降5.59%和2.57%，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6.55%，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为3.2%。从外资企业出口看，今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居前10位的省市均是东部沿海省市，占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的97.69%，而中西部地区20省市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为2.31%。

    为什么在中央给了不少优惠政策，西部地区自己也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后，外资仍以更大的热情和规模投向东部地区呢？第一直接障碍是外资进入的原动力不强，缺乏利益驱动。外资是否能够向中西部转移，关键取决于投入中西部的要素回报率是否能高于东部。第二直接障碍是中西部在同一个层面，同一个产业与东部竞争不具有比较优势。目前，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偏好大资本，首先关注世界大公司，不少学者也主张将引进跨国公司作为外资战略转变的主要内容。政策和理论导向促使中西部与东部在引进跨国公司上搞竞争，无形中增加了合作成本。一个地区如果忽视自身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特有的资源比较优势，实行某种形式的赶超战略，在市场竞争中则必然缺乏竞争力。第三个直接障碍是观念落后。项目、资金、优惠政策对于改善一个地区的投资硬环境的确至关重要，但从更深的层面分析，观念的落后是吸收外资最大的制约因素。由于计划经济积淀深厚，中西部经济基本还在低效率的模式中运行，优秀的项目和人才难以成长。针对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重新审视我们当前的投资区位导向政策，看其是否确实能较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与人力优势，是否从长远看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

    赋予投资环境新的和更加广泛的内涵。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必须对目标市场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投资环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影响投资环境的各种因素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投资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引资要素仍以廉价生产要素为主，投资环境的综合竞争力仍比较弱，换言之，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总体竞争优势还有待开发。学者的研究表明，截止今年底，在我国实际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中，70%以上属于劳动力寻找型，26%属于市场和自然资源寻找型。世界银行的评估报告认为，在整体英语水平、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社会信誉的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目前还无法与印度相比。印度比中国具有优势最主要的因素是整体软环境好，如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的媒体监督等。未来几年，一些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是国际资本对政府信用、政策制度、产权关系、法律执行、技术标准、人文环境的选择性明显加强；二是单纯依靠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三是有较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可能成为区别各个国家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四是生产和市场销售仍然是外商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投资者更加注重现实的回报和商业模型。

    处理好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关系。当我们花大力气引进外资的同时，要注意把吸收外资与国内发展统筹起来，根据国内发展的需要来利用外资，利用外资必须始终服务于国内发展的要求。首先要改变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将对外开放等同于招商引资。过去长期存在的内外资管理体制上的两套系统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外差别政策导致许多地方、许多领域在处理外资与内资的关系上，常常是厚此薄彼。其次，要避免外资压缩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在这方面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即目前不少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地方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外资企业凭借各种优势，对同行业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内资企业让出了市场、品牌，成为外资企业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个加工厂，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正在削弱。再次，要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关键取决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外溢作用的途径包括人才流动、当地配套、技术交流、技术示范和技术竞争。技术外溢效果的大小不仅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有关，而且还与内资企业的学习能力、配套能力、竞争力等因素有关。因此，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或潜力，对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进行评估，有选择地引进项目或制定外资优惠政策才更具有意义。

    要注意外资政策与国家的发展战略、产业方针和制度保障相互协调。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外商投资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避免将吸收外资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过分放宽对外资的监管，以牺牲环境、劳工利益为代价来吸收外资，导致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造成发展的不均衡性。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外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变把外资增长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观念，实现吸收外资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重视对跨国公司进入条件、投资方向、控股程度进行限定，而对其进入后的业务经营活动却疏于管理和监督。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本身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使跨国公司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实现自己在最初入境时无法实现的目的。法律漏洞是外商投资产生外部不经济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法律角度去研究如何从外部对跨国公司基于内部关系产生的具有消极作用的经营行为进行管制，使外商投资的进入及生产经营按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进行。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各地引资工作的盲目导致对形成自身产业发展体系、配套协作能力的忽视。近年来，我们对外资增长速度十分关注，不少省份都是指标层层往下压，到地方就演变成无序竞争，拼土地价格、拼优惠政策，引进外资的同时消耗大量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的资源。

    拓展利用外资的新方式。长期以来，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单一的投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外国投资的进入。研究表明，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更趋向于流向市场没有效率、机构框架质量较差的国家，因为投资者不愿依赖当地的金融市场、供货商和法律规则。从全球跨国投资趋势看，资本流动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在新建项目中使用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少，更普遍地采取合并与收购方式，证券资本在国际资本流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日趋增加。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通过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十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对“多种方式”已经做了详细论述，即“适应跨国投资发展趋势，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今年底开始施行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迈出了中国通过投资基金、证券投资等方式吸引外资的第一步。目前，中国的政策法规环境、中国产业的竞争格局和成熟程度是影响外资并购的主要因素。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建立相应的法规体系、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以更好地引进金融资本是今后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自1995年以来，中国实际吸收外资已结束了20%以上的高增长阶段，进入平稳增长期，一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决定了未来几年我国吸收外资的总体状况会进一步好转，规模将继续扩大，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会继续增强。内部条件指我国自身的投资环境，外部环境主要是我国吸收外资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主要投资国的经济环境。从全球看，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和国内政策调整将成为影响跨国投资流向的主要力量，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为这些资本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手段。我国吸收外资总体上面临着有利于发展的国际形势，但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充满变数，这种不确定性促使跨国公司行动更加审慎；另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蓬勃发展和拉美经济的上升将会与中国吸收外资形成强烈竞争。从国内看，中国吸收外资有利的基础因素并没有改变，因此中国吸收外资的能力不会有逆转，但宏观经济紧缩运行，消费需求不振将会使外商投资机会有所减少，盈利空间相对缩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也必然会制约吸收外商投资的水平。因此，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吸收外资近期内大规模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几年，我国外商投资仍将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