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学术界不承认写作学，不仅在于学术界的"门户"之见，而且也还有写作学界整体意义上的自我无能。或者换句话，写作学界的整体状况最为直观的导致了学术界对写作学的不屑一瞥。

                                          回顾只是为了更好的创造新生
    一门新学科的创建，是需要有自己的知识资源基础和应有的哲学背景的。写作学作为一门新生的人文学科，它的应有学科知识资源基础和其哲学背景应该从哪里吸取？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靠自己去创建与积累！
    如果说，在15年前，写作学没有建立其博大精深的人学学科地位，是因为没有其应有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这个责任应该由历史来负的话。那么，15年以后的今天，写作学界从整体上对通过两代人的努力而初步创建起来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予以冷落、淡漠、甚至于有意无意的抛弃--从而导致写作学学科建设停止不前，在其学科探索的深度和广度的前沿上失去了主力军，那么这个延缓了写作学建设进程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写作学界自己来承担了。
    1985年中国写作学会正式成立，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战斗由此拉开了序幕。但一个较为严峻的事实是，写作学的学科建设要能够卓有成效，必须要有其哲学背景和理论资源基础，刚刚被做为"学"而提出来的写作学，却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先天不足的缺陷。因而，写作学在创建其学科的过程中必须补课--即必须补上无哲学背景和无知识资源基础的这一课。在当时，这种意识就已经产生了，然而，这种高瞻远瞩的学科认识却并没有引来写作学界的普遍认同，以至于不得不使写作学学科建设至今仍然处于一种前学科话语状态。当我们现在来重新反观这一现象时，也就不得不沉重于那些不能随随便便在记忆中抹去的日子。于是，下面的这些日子也就值得我们去再提及再品味。
    1986年，是不可能忘记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烟台会议，林可夫先生提出了"写作哲学"的话题，写作学学科建立的补课意识与写作学学科建设意识相同步产生。这对写作学界来讲，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1988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它之所以值得纪念，不仅在于"写作文化"问题正式纳入了写作研究的视野；还因为这一年，"人本主义写作学"研究方向得到了正面的确立；更在于这一年的乐山会议一下子就产生了六篇有关于专门研究写作哲学的学术论文（即任遂虎的《写作价值论》；邹平的《反规范：现代写作学的哲学基础》；马正平的《再论写作文化--兼论写作哲学》；唐代兴的《写作哲学：从作者的角度看》、《写作哲学和写作文化》、《人是形式化的动物--来自写作哲学研究的报告》），由于这六篇论文，写作学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意识和写作学学科建设的资源基础意识在此次会议上得到了普遍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次会议上，"写作哲学"由日常性话语正式变成了一种极其严肃的学术话语。从此，"写作哲学"不仅成了乐山会议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见乐山会议《纪要》原始文本），而且也成了后来写作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1990年，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这一年的南充会议，对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建设的共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哲学思想者张伟德先生加盟写作哲学的研究，应该算是写作学学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他向这次会议提交的《在实践的极限处：从哲学的观点看写作》和《当代写作学的方向--一种关于"大写作学"的释义学论略》把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建设提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来认识，并在这篇文章中率先提出了写作的"书写本体论"的写作哲学概念，和初步描述了"书写本体论"的的探索方向。
    更值得关注的是，马正先生关于《时空情绪、生命、生存的自由与永恒--论"写作文化"的哲学基础》一文又提出了"写作秩序"的哲学命题，并展开了关于"秩序论"的写作哲学探讨。
    而高楠先生的《写作思维三题》一文对"写作思维场"的研究，马正平先生的《写作控制场--再论写作能力的内在机制》一文对"写作控制场"的研究，和唐代兴的《写作语义场--写作能力的积淀与建构》一文对"写作语义场"的研究，应该看成是对人类写作的思维本质的哲学思考。
    如果说，张伟德先生关于写作的哲学思考是属于战略性的开疆拓土的话，那么，唐代兴为这次会议所提交的一系列论文（《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写作文化思想--关于深化写作文化研究的哲学思考》、《21世纪：思维方法的生态化综合--兼论当代写作学研究的新思维》、《写作教学的观念与行为》、《写作教师风格论》、《当代教育的人类学方向--大技巧写作教育展望》、《写作语义场：写作能力的积淀与建构》、《大技巧论》、《语言：人类生存权力的形式化--关于人类语言生成意义的哲学沉思之一》、《语义场论：人类生存权力的滋生与指归--关于人类语言生成意义的哲学沉思之二》、《语言：表达的生态学--关于人类语言的生成意义的哲学沉思之三》）则可以看成是对写作哲学的具体性奠基。
    1990年之所以值得纪念，不仅在于写作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意识和学科建设的知识资源基础意识赢来了更高水准的共识，也不仅在于写作哲学的研究赢来了宏观战略认知与具体奠基的结合，而主要的在于写作哲学的研究，一开始就把人类的写作行为、写作教学和写作学研究纳入了它的思维视野之中来予以审查；而更值得我们今天回味的是，在这一年，写作哲学的研究的角触已经伸向了语言学、哲学、教育学、美学和思维学等领域，这无疑给写作学界透露出了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写作哲学的研究，不仅可能为写作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一种坚实的哲学背景和理论资源基础，而且还有可能为人类的其它学科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
    无可否认，在1990年，写作哲学研究的实绩，从一个侧面把写作学学科建设推陈出新向一个新的高度。也许因为这种推动力的推动，建设"文化写作学"的大旗才得以在南充会议上正面的树立起来，写作学学科建设从此有了自己的旗帜、方向、目标。
    1991年，应该算是一个在沉默中被遗忘的年代。这一年的黄山会议，为刚刚激荡起来的写作哲学探索陷入沉寂拉开了序幕。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唐代兴的一篇写作哲学论文（《写作即生存--人类精神现象研究述要》、华东师大《中文自修辅导》91年第二期）的发表，外加两本写作哲学著作（《人类书写论》和《作家哲学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算是为写作学界的写作哲学研究举行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告别式。尔后，写作哲学在写作学科研究中由失语变成了无语。
    写作哲学研究在写作学领域的由无语到失语，这是使写作学科至今仍处在一种学科的前语言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无可否认，从1991年到1999年，写作学界产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马正平先生的巨著《写的智慧》的出版。然而，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一个庞大的写作学家族，除了马正平先生的《写的智慧》之外，还有多少算是对写作学科建设真正有用的东西呢？这种独上高楼的情形，难道说是一个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吗？还有，马正平先生的"独上高楼"是不是也感受到一种"不胜寒"的滋味？换一句通俗的话说，马正平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在写作学界得到了多少理解？赢来了多大程度的认同？对写作学以外的学术界又产生了多大实质性的影响？
    我记得陈果安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是建立不起来的。"现在来重新品味这个断言，可能是别的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有了哲学思考的学科又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吗？
    不错，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之所以建立不起来，就在于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  始终没有自己探索问题的哲学背景，没有建构学科的知识（理论）资源，因而也就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学科的话语舞台。
    客观地看，15看的写作学研究，确实把一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的学科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新境界（这一新境界的集中标志应该是马正平先生的巨著《写的智慧》）。尤其是写作学关于过程、行为的研究，关于写作主体和写作的人本性的研究，关于写作文化和写作的大技巧的研究等等理论成果的日新月异，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为写作学的当代建立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学科知识资源，但无不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写作学还没有真正获得完整的"学科"意义--即写作学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至今，还没有创建起具有其普遍意义的学科知识构架和具有逻辑自洽性的学科理论图景。这种不能更上层楼的现状，不能不让我们冷静的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写作学的研究现状与没有获得应有的哲学思考的支持有不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写作哲学探索的兴起为什么没有引来写作学界在整体研究上的应有重视？写作学界普遍漠视写作哲学的状况又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