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阶层是岛内重要的社会阶层之一，不仅人数众多①，且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为维护自身权益积极投身于岛内的社会运动之中。于是，这一群体不仅成为推动岛内政治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成为岛内政治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各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他们也用手中的选票表达着自己对执政者政策走向的好恶，并由此而影响到岛内政局的变动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因此这一阶层民众的政治心态和行为特征就成为值得人们关注问题之一。
    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下述意义上使用“劳工”的概念：所谓“劳工”是指在适用于《劳动基准法》的行业中，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体力劳动者及有关工人、机械设备操作工，服务工作人员及售货员，在公务机构工作的技工、工友、司机、政党雇用的劳工等②。这一阶层成员大多具有中等或中等以上文化水平，他们目前正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③。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台湾地区的出版物中涉及劳工阶层政治心态的民调资料或相关研究成果极少，因此笔者不得不更多地借助媒体所报道的劳工运动诉求、台湾学者的田野调查，以及岛内劳工组织的劳工培训课程内容等所提供的信息，从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两条线索、五个方面试作归纳。④台湾地区建立劳工组织的企业以公营事业单位为主，因此上述资料所提供的信息未必能完全反映民营企业劳工的情况。

    一、劳工阶层在岛内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形成了特殊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感
    国民党在台湾统治了近50年，虽然造就了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又在岛内民众的政治意识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不能不影响到劳工阶层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
    首先，从50年代起至1987年解除“戒严”前，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坚持专制独裁统治，在政治权利的分配上以省籍为轴线纵向进行分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它用反共意识和封建的“四维八德”塑造人们对其在台湾进行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其结果是，它侵蚀了台湾劳工阶层和其它社会阶层的民众自1895年以后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反内战、争民主、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社会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条件。而政治权利以省籍为轴线纵向分割的现实，又使得台湾地区的阶级矛盾以省籍矛盾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现实一旦与形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并潜存于战后台湾社会心理层面的那种“外省人”等于“中国人”的意识相结合，便为岛内分离主义意识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
    其次，蒋氏父子作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在塑造战后台湾地区民众的政治情感与政治认知方面具有两面性。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其政治实践中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同时又人为地阻断了海峡两岸人民的交流、交往；他们通过教育、文化艺术、新闻传播等各种途径向社会大众灌输“一个中国”的观念，并从语言、文字的运用等方面来保证这种灌输的效果；但作为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无论其如何宣称自己代表全中国，其所治理的范围却只限于台、澎、金、马地区。这种宣称与实践、灌输与现实的脱节对社会大众而言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中国”仅仅是概念性的。台湾民众不可能领略祖国疆域的辽阔、山川的壮美，从而很难使他们把热爱乡土的朴素情感扩展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并升华为对中国的热爱和认同。其二，他们在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所谓“中华民国”其范围仅限于台、澎、金、马地区。如果说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这种矛盾尚未完全暴露的话，那么这种矛盾一旦被人们所了解，那么对于包括劳工阶层在内的普通民众而言，便很难区分他们对台湾、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哪一个属于地域认同，哪一个属于政府认同或国家认同。
    再次，在“解严”、“开禁”以前，蒋氏父子用“爱国”、“统一”的名义压制岛内民众合理的政治改革要求。但他们所说的“爱国”其内涵是“爱中华民国”，而不是爱中国，这就在塑造民众的政治认同方面，将其对祖国的认同与热爱转化为对“中华民国”政权的支持力。其“统一”的内涵是“反共复国”，这又为其镇压岛内左翼力量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同时，大陆地区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出现的失误，更成为他们强化民众对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认同的重要佐证。这种扭曲在李登辉、陈水扁上台以后并没有根本的改变。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这种误解和人们在国家认同方面的盲点，以及人们对50年代白色恐怖统治的历史记忆，将“爱国”的概念经由“爱中华民国”注入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内容，进而将“爱国”引导为“爱台湾”；将台湾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简化为新与旧、统与“独”的二元对立，从而为其追求“台湾独立”的政治理念重塑社会心理基础。
    在上述背景下，原体制外的多数劳工组织及其成员因追求政治改革、劳动与生存权益保障等，而倾向或程度不同地支持民进党所宣传的政治改革要求与关怀弱势群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上述劳工组织的文宣品及其领导人的谈话从不同侧面显示，自1986年民进党成立到2000年民进党上台初期，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将民进党视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将国民党视为“黑金政治”和“维护大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民进党的成员们也出于各种原因而支持或介入劳工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劳工组织及其成员必然会无条件地支持民进党当局。因为正如下文所要谈到的，对于岛内绝大多数劳工而言，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问题，他们将据此观察各政党或政治人物的言行而决定支持与否。以今年2月岛内“产业总工会”⑤所进行的《“工”投救台湾民调》为例，在其回收的13,774份问卷中，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没有一个政党关心劳工政策；有高达七成五的受访者认为台湾需要一个真正代表劳工阶级的政党；有三成四的受访者表示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支持“泛蓝”，二成三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泛绿”，同时有高达三成的受访者表示“都不支持”。⑥由此可见，下层民众的心态与政治人物有很大区别。

    二、维护自身利益是劳工思考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台湾学者研究发现，“台湾劳工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区分为六个面向，分别是失业、贫穷、劳动弹性化、职业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障和制度性参与。”其中失业问题是“台湾劳工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对于失业劳工而言，最大的痛苦是他们难以保障身为人的最基本权利——生存权。”而岛内“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速财团化的现象，使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致使贫穷成为劳工们所面临的又一严峻问题。此外，“在台湾，每一个工作天，就有5名劳工因职业伤害或职业病死亡，近20名终身残废。”但劳动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劳动者无法“在短期或永久退出劳动市场时有所依靠。”⑦在这种情况下，劳工们感叹：“我们都是劳动者，无法靠资金来生财，必须用双手来营生。我们日夜打拼，创造台湾的繁荣，但是财富却快速的向某些人集中，贫富的差距竟随着经济的成长，年年增加；物价成长指数也永远飙过薪资成长的幅度。”⑧于是他们提出：“要老年保障、反劳退缩水”；“要稳定就业、反弹性劳动”；“要劳动三权、反三法修恶”⑨；“要赋税公平、反贫富不均”；“要经济民主、反资本垄断”；“要弱势参政、反政客专制”；“要劳工平权、反经济侵略”。⑩
    90年代以来，为解决劳资纠纷、为缩短工作时间、为扩大《劳动基准法》的适用范围、为抵制公营事业民营化过程对劳工利益的损害，岛内各劳工组织领导其成员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劳工们这样勉励自己：“远方闪烁自由火光，照耀着人民的前方，挣脱身上所有枷锁，迎向前方的朝阳，快快投入斗争战场，不要再犹豫和彷徨，只有把旧世界打倒，劳动的人才有希望。”(11)其抗争的主题也逐步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
    以“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组织的“秋斗”为例，1988年以来其每年的游行内容大多是针对某些议题或法案——如反“贱”保、反失业等，提出劳工阶层的诉求。近年来他们感受到其生活境况的恶化与执政当局的作为密切相关，因而今年11月他们首次在失业问题之外，提出执政者应重视劳工“赚不起”、“住不起”、“病不起”、“生不起”、“读不起”及“老不起”的现状。与此相关，这一年的斗争口号是“活不起，反贫穷！工人干谯垃圾政府！”以此为开端，劳工“秋斗”的主题开始指向影响其生存状况的政治因素。今年他们策划了“百万废票运动”，号召劳工“唾弃蓝绿烂苹果”；今年他们发起“人民老大”参选行动，试图推选出能够代表劳工利益的“立法委员”；今年秋天针对岛内经济景气恶化、执政当局弊案连连，他们发动了“政客还权、财团还钱——人民火大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为了转移人们的不满，通过各种方式将劳工最关注的失业问题主要归因于台商赴大陆投资所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劳工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较能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产生共鸣。例如今年2月“产业总工会”的《“工”投救台湾民调》结果显示，虽然针对失业问题有六成以上的受访者反对当局目前所实行的公营企业民营化政策，有七成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外劳人数，但是仍有五成二的劳工反对两岸立即三通。(12)因此，一切以维护自身权益为考量像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岛内政治人物漠视民生的行为，又可能为这些政治人物所利用。

    三、劳工阶层以工会或相关劳工组织作为其利益的代言人
    笔者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岛内劳工参加的主要团体是各级各类工会或相关劳工组织。当与资方发生劳动争议时，他们往往通过这些组织向资方争取其权益，而劳工组织也通过不同形式吸引和动员劳工参与社会运动及各种选举活动，并进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与心态。
    据统计，目前台湾地区有工会3,658个，其中产业工会有1,180个，职业工会有2,478个(13)。产业工会会员数为648,920人，组织率为2.69%，职业工会会员数为2,543,272人，组织率为51.97%。(14)虽然我们尚未找到相关文本说明岛内劳工加入各级各类工会的目的，并且岛内的《工会法》有劳工强制入会的规定，但是媒体的相关报道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解严”后岛内劳工是如何依托工会或劳工组织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岛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这一结论。有研究者这样概括：80年代末期“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全面展开、劳动基准法开始实施、戒严令解除、工党适时成立。长时期遭受政治压抑和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工人群众，此刻在‘有法可据’，无惧无端被捕的形势鼓舞下，突然群起展开“讨债”性的抗争，目标直指自己的老板。工人兄弟姊妹们在此起彼落的浪潮中，怀着积怨和亢奋的心情勇敢挺进，要求依法改善工时工资、要求提高年终奖金分配、进而要求工会自主化，争夺工会领导权……。”90年代以后，“个别的劳资争议不断”，工运团体“每年的‘秋斗’（或‘春斗’）照常，劳工法令运用娴熟，同时开始懂得以‘专业’知识和技术将抗争矛头直指‘官方’。”(15)今年5月21日的《中国时报》曾报导：由中华电信、台铁、产业总工会、台北县市总工会、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及劳动人权协会等劳工组织发起的“520全国劳工大游行”，“先在立法院群贤楼外陈情，再转往中山南路、**府表达诉求”。“游行队伍一路高喊‘白金政权、欺压劳工’、‘捍卫工会、三法驳回’、‘保费调整、立委监督’等口号，并提出反劳动法令修恶及反健保费调高诉求，希望公营事业暂缓民营化、阿扁百分之百落实其劳动政策白皮书。”“一向支持民进党的台湾石油工会，20日也在陈水扁就职两周年时参与大游行，抗议陈水扁的劳工政策不兑现。游行队伍以‘五子哭墓’的街头剧讽刺经济部长林信义‘红顶商人干政’。”
    这表明岛内各级各类工会及其他劳工组织在利益表达和争取与维护劳工阶层的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6)，当劳资矛盾出现后，它们基本站在劳方一边从事维权活动，劳工们也将它们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由此引发了3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这些劳工组织及其所属成员能够在岛内劳工运动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由于这些组织所面对的是大量劳资矛盾和劳工维权问题，因此在它们的视野中处理劳资矛盾重于统独争议。第三，由于执政当局处理劳资矛盾的立场是协调、平衡；其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岛内经济发展时，往往对资方利益给予更多的关注，从而导致了劳工组织与执政当局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上述劳工组织与岛内主要政党拉开距离，或者，其执政当局支持者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是岛内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