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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韩国企业也以其特有的模式成长、发展、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推动着韩国企业的变革，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探讨韩国企业组织变迁的原因和动力。由于大型财阀在韩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很有代表性，因此本文论述的重点也将放在大型财阀的组织变革上。 一、文化历史因素对韩国企业组织模式变革的影响 韩国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韩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也脱离不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在韩国企业中，对领导、上级的尊重和服从被认为是一个合格员工的基本素质，同时资历浅的员工也会尊重资格老的员工。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一旦领导做出错误决策，下属只是遵照执行，或是提出异议但是最终还是领导说了算，对整个企业的危害就不言而喻。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韩国三星的董事长李建熙在1994年不顾管理层的反对执意进入汽车行业，最终因为缺乏经验和竞争激烈在2000年又将汽车业务出售，给三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种强调服从的文化背景下，由于下属只是起执行领导决策的作用，并没有参与到决策制定当中去，所以等下级走上领导岗位时依然依赖其上级的指示，而自己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在这样的机制下，个人的领导才能其实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整个企业的领导群都将自己的责任向上级推，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效率的下降和领导能力缺失。 另外韩国的大型财阀大都是家族式企业，受“长子优待、不均等相续”制度影响，往往企业的继承权落入长子的手中而不是有能力的继承人手中。因为是家族式企业，所以家族成员对企业的管理影响很大，高层领导也不愿意将决策权随意下放，从而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决策的速度相当缓慢。在80年代末，三星电子要采购一件设备时往往由生产部门提出，然后交给经理，经理再向其上级请示，最后一直到达主席那里，经过这样一道程序，往往需要21个人的签字，有的甚至达到63人的签字，效率之低可见一斑。 历史原因也影响着韩国企业的组织模式，韩国曾受日本40余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在韩国建立了不少工商企业，日本投降后一方面这些企业被韩国政府接管，另一方面韩国人也开始自己建立企业。这些企业沿袭了日本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并与日本企业有着深厚的联系，例如三星在建立伊始就与三井、NEC、东芝等日本大企业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韩国企业虽然抄袭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但是韩日企业还是有差别，日本企业关注于品质高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韩国企业更加侧重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另外，日本企业虽然也有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但是大部分管理人员还是专业人才，而韩国企业大部分的管理人员则是家族内部成员。 但是文化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韩国文化融入了不少的西方色彩，并且以其特有的魅力向周边国家辐射。现在，韩国企业员工认为服从、尊敬上司和年长者是理所当然的，但不会无条件服从，并且认为理想的上司不是工龄长者而是有能力和业绩突出的人。原来韩国企业强调以企业为家，而现在把企业当第二个家的归属感也被渐渐弱化。虽然总体来讲韩国人的集体精神要高于西方人，但是集体精神不再象以前那么强，同时个人意识被更多的韩国年轻一代所接受。 韩国文化历史的变化无疑会带来韩国企业文化的变化，从而影响到韩国企业的组织模式。而韩国企业顺应了这一趋势，赋予各个领导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不再过分依赖上层领导。例如，三星的主要业务部门的总裁有自主决策的权利，只要不涉及整个集团的发展战略，总裁都可以自行做出决策。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三星也采取了措施予以解决，以团队组织取代过去金字塔式的结构，提高了团队的自治能力和决策能力，通过组建团队，裁减了职员，而团队则可以自己申请贷款和招募员工，决策速度大大提高。过去韩国企业强调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现在韩国企业鼓励下级和上级一起解决问题，甚至鼓励下级指出上级的错误。此外，韩国企业也加大了引进家族外人才的力度，三星甚至在董事会内部引入独立董事，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更大的变化是在高层引入非韩国人才，从人才选拔上来看，三星已然是一家国际化的大公司。 二、政治经济环境因素对韩国企业组织模式变革的影响 韩国企业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有学者认为韩国企业用50年的时间走完了日本企业数百年时间积累道路。韩国企业如此高速的增长与韩国政府大力支持本国大型企业的政策不无关系，60年代初，朴正熙上台后在经济上制定了严格的发展规划，鼓励一些行业的发展，对行业内企业提供高额低息贷款并给予补贴，政策上的优惠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得韩国大企业迅速崛起。1995年，最大4家财阀(包括三星、现代、LG以及大宇)在韩国GDP和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分别占到9%和3%；最大30家财阀的相应比率则分别为16%和5%。 因为有政府的支持，限制了国外竞争者的进入，所以只要进入一个新行业有获利的机会，企业就会进入该行业进行投资，这也就是大型财阀乐于进入相关或不相关的行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原因所在。有资料显示在1996年8月韩国30家最大财阀平均涉及的产业多达18.8个。企业规模如此之大，分布的行业如此之广无疑加大了管理和监督的难度，而有些企业根本就缺乏赢利能力却迟迟不予破产或者出售，有的甚至靠从赢利企业抽血来维持生存，这无疑使企业的整体发展受到影响。 1996韩国加入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这就使得韩国不得不开放其市场给外国企业，韩国政府就不能再名正言顺地给予本国政府更多的优惠条件；另外韩国民众对于大型财阀的态度也有改变，人们认为大型财阀的存在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扩大，由于韩国政坛民主化程度提高，各个政党为了拉选票也不得不摆出顺应民意的姿态，一方面要求大型财阀收缩自己的业务范围，要求他们将主要业务集中于3个领域（例如如果不从某些行业退出，政府将提高给该公司的贷款利率迫使其退出），另一方面要求大型财阀进行改革。 特别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企业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有些企业一度陷入困境，使得人们开始反思这种政企结合的模式是否真的适应现代管理模式。韩国企业面对这种质疑开始了改革的历程，大企业纷纷收缩业务范围，例如三星集团在1994年时有50家公司，而现在只有30余家，并且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电子、化工、金融和贸易上。由于经营范围的缩小，高级管理者管理的业务部门就相对得比较多，管理跨度就比较大，组织就变得比较“平”。 从韩国加入OECD和WTO可以看出韩国正在积极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而韩国企业也在不断努力向国外扩张市场，通过在海外建立大量的销售机构、研发机构和服务网点来扩大自身市场份额。着眼于全球市场，就需要在世界各地优化配置企业资源，调整海外组织结构，以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例如三星公司过去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出口，现在则开始向世界市场进行渗透，在南美、北美、欧非、东欧、中国和中东地区建立了地区性总部。 三、技术进步因素 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开始技术进步，在海外建立研发机构，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以期通过技术领先打败竞争对手。韩国企业也不例外，从过去以政府主导，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设备，“简单模仿”到现在自己建立研发机构“独立开发”，大量申请专利，韩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韩国企业不仅注重纯技术层面的开发改进，而且也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来改造企业的管理模式。近几年来，韩国企业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的管理水平，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组织模式的变革。传统的集权式的韩国企业组织模式在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逐步松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网络化的体系结构。 在这种网络化的体系结构下，企业中各职能部门的界限被弱化，通过网络迅速连接成一个面向客户的工作组，通过网络直接面向客户，从而提高组织的快速响应能力并促使企业能够更加直接迅速地了解客户的需求，最终增强了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 与网络化的组织结构相比，韩国企业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模式有以下几个弊端，一是不利于信息在企业内部的有效传递，由于管理层级过多，信息传递速度相应减慢，与此同时，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由于经手人员过多，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最终传递到决策层的信息不是过慢就是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二是不利于发挥企业内部员工的积极性，下级员工仅仅是执行指令，并没有与决策层一起思考问题，下级员工的能动性很难被调动起来。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正好弥补了金字塔式组织模式的缺陷，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避免了信息失真，并促使各级员工直接面对客户，自己想办法满足客户的需求。 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运用对韩国企业组织结构最重要的影响是促使企业管理层次缩短，使得组织结构变得更“扁”。其主要表现就在于组织变得更为柔性，中层管理人员减少。伴随中层管理人员的减少，组织的管理层次也相应缩减，组织反应变得更为迅捷，组织模式也更为适应随时变化的市场需要。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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