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在古代社会，教育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并不密切，而在现代社会，教育却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古代的社会生产不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的劳动者不需要专门的教育培训。相反，现代生产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对劳动者、管理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必须经过专门的教育培训才可以胜任自己的工作。因而科学技术和教育成为现代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支柱。

    现代社会的教育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密切关系很早就为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所关注。事实上，在20世纪中期以后，教育经济学成为教育学所有分支学科中吸引最多研究者、最有影响力的学科。教育一旦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局外客转变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它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经济活动的规则，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会越来越多地陷入经济活动的逻辑。

    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教育与市场已经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必须不断地证明自己是怎样服务于市场的。这在教育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教育的结构与规模、招生与毕业生就业、课程与教学等等，都以服务经济为目标。与此同时，企业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北美，由美、加两国企业联盟派生的美国企业高等教育论坛(BHEP)和加拿大高等教育论坛 (CHEP)，一直在游说大学，希望大学能按照市场的逻辑转向。20世纪后半叶，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市场逻辑成为国家政策，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成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要求教育为增强国家竞争力服务。罗纳德·里根统治时期，美国就教育问题出台了题为“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美国教育未能与真正的“全球竞争力”的认识和要求保持一致，报告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育与经济的联系。1988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一份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白皮书，其主要内容也是要求高等教育接受“市场力量”的引导。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教育主要被当作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教育理论界开始注意到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教育的经济功用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共识是20世纪后20年我国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教育理论的进展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得到了体现，教育由被要求主要服务于政治斗争，变为被要求主要服务于经济建设，以此为目标，调整了教育的体制、结构、课程和发展的基本模式，教育获得了较多的发展机会，教育质量也受到重视。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教育进一步融人经济领域。教育政策不再是文化政策的一部分，而成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不但教育适应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目标更为明确，教育本身甚至被当作一个产业。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规模，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以此刺激疲软的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

    毫无疑问，从总体上说，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化是一种进步，它突破了原来的思想障碍，反映了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潮流。但教育的经济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与教育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被忽视，人文精神在教育中失落等等，这些问题是中外教育所共有的。本文主要探讨前一个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社会，教育的经济化，主要是建立起教育与市场的关系。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民主制度不能长久，因为市场可以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而且可以避免掌握政权的个人和组织将他们掌握的国家经济资源用于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这些都是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保障。但是，市场的无限制发展又会危及民主制度。市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平等，它将通过对政治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危害到民主制度：”。

    教育服务于市场经济，与教育服务于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相比，更接近民主的要求。但是，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安排教育实践，最终也会危害到教育民主，从而危害到社会民主。市场经济最为关注的是生产效率，以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市场经常是短视的，它很容易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果教育真的接受了“市场力量”的引导，就无法保证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也无法保证教育内部各部分平衡健康的发展。企业希望教育能服务于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政府希望教育能增进国家的竞争力，两方面都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教育提出要求，它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但对于适龄公民来说，接受适当的教育是他们的一项政治权利，而且是一项较为根本的权利。教育可以为他们带来社会地位，为他们在经济领域以及其他社会领域带来更多的成功机会。研究表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的职业收入有非常显著的一致性关系[2]。公民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

    在许多方面，通过市场分配社会资源，比将社会资源交给任何个人或集团分配，都更为合理，因为后者难免会造成腐败。但是，并不能将所有的社会事务都交由市场采处理，比如政治权利(包括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基本人权、法律原则等等，否则，民主制度就不复存在了，这个社会也会充满强权和暴力。这一类社会事务必须依照现代民主的原则进行处理，并为此建立不可动摇的法律保障。即使对于适合由市场来分配的社会资源，比如物质产品，政府也有责任监察分配的过程和结果，采取措施防止分配的严重不均，对处于弱势的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

    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密切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切断两者的联系既不现实也不可取，而且，现代教育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社会工程，所以，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教育问题，政府的政策也应当有助于发挥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并计算教育投入的收益。

    罗尔斯(Rawls，J．)相信，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必须优先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功利(效率)原则，否则，不仅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普遍有效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不可能，而且连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本身也不可能[3]。教育是一项影响深远、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业，要求教育研究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必须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教育政策不能仅仅考虑教育投入的经济收益，还必须符合现代民主的原则。教育的决策、管理，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只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

    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教育问题，一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这意味着教育不仅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还要为维护一定的政治制度服务；教育中的课程不仅要包括实用的科学技术，还要包括一些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但是，教育为政治服务，不能像过去那样以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为代价。二是政府的教育决策要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要照顾到各阶层、各种族及不同性别人群的利益，要通过政治介入保证所有人合法的受教育权利；在政府的教育决策中应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理想的状态是教育研究、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能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求得平衡，既使教育为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力服务，又能兼顾各方面在教育中的利益。然而，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对教育从经济角度的考虑超过了对它从政治角度的考虑，教育由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转变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工具。尽管这种情况首先在经济发达国家出现，但在像我国这样后发的、急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

笔者认为，在当前，即使是教育决策者迫于具体情况的压力而制定一些不是非常周全的政策，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更多地考虑了经济的要求，教育研究者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一味地随声附和，否，则，教育研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商务印书馆， 1999.174，187．

[2]T．Hus é n & T．N．Postlethwaite (Editors-in—Chief)，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Elsevier Science Ltd，1994．